当瞿秋白批评五四文学为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五四后的白话文为半文半白的文字，与大众无干时，他的观点难免不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许多人认为，瞿秋白对五四评价过低，甚至认为他否定了五四运动的价值。诚然，瞿秋白如此激烈地批评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显然失之公允，既与历史真实不符，也与其一贯以才情服人的文风不合。不过，我们在评价历史上的某项主张或观点时，不能离开当时特定的语境，更不能无视时代向知识分子或革命家提出的更高要求，否则，瞿秋白五四观的政治情结，就得不到恰当的认识和评价。事实上，其论述与其说是在为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作评价，毋宁说是替现实中的文艺大众化运动鸣锣开道。瞿秋白的良苦用心，曾被茅盾一语道破：“他自己也未尝不觉得‘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不应估价太低，不过为了要给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过正。”［36］瞿秋白的研究者丁守和也指出：

显然，他提倡文化革命和文艺大众化，是同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识去争取劳动群众，打击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的整个斗争相联系的，是服务于当时总的政治斗争的。［37］

当瞿秋白批评五四新文学为“骡子文学”而断然将五四新文学与未来新建的“革命的大众文艺”之间划出一道鸿沟时，他不可能看不到五四新文学与待建的大众文艺之间的联系。问题只是在于：他是一个文艺家，更是一个政治家；他是在倡导一种新的文学运动，而这个文学运动的目的恰是在配合新形势下的伟大的政治运动——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解放事业。

其实，即便在30年代倡导文艺大众化运动时期，瞿秋白也没有全盘否定五四运动，相反地，他是充分肯定五四光荣革命精神和历史价值的，也多次表示不能放弃五四的宝贵遗产，指出“从五四到现在，差不多十三四年了，这十三四年抵得上中国古代历史的几百年，甚至于整部的二十四史。”［38］但是他又用犀利的历史批判刀，直指五四运动致命的要害：第一，五四从内容到形式没有完成或没有达到文艺与大众结合的任务，这正是后人所要继续完成的事业；第二，五四运动的局限正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结果。既然1927年后“中国资产阶级早已投降了封建残余，做了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背叛了革命，实行着最残酷的反动政策”，不仅背离了五四革命精神，在文化运动方面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力量”，而且已经没有能力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文化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能够继续伟大的‘五四’精神的社会力量。”［39］由此看来，无产阶级不仅没有背离五四，恰恰相反，是继承并发展了五四，将五四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瞿秋白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是先驱者的探索，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理论的最终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对五四文学的处理方式或许有不够冷静之处，所用阶级分析法，也难免“左”的倾向，但大体上是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广大民众的文化欲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