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五四观的渊源与影响

早在李大钊、陈独秀要求五四运动奔向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运动的呐喊里，已显出马克思主义者把五四运动看作“革命运动”的萌芽，这一萌芽在稍后的瞿秋白那里破土而出。[59]毛泽东在1939年至1940年间，以激进的革命话语系统诠释五四，形成了以论证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中心的五四观，这显然和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的五四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但赋予五四以如此明确的“革命”性质，却首先是由毛泽东作了理论论证的。一旦五四的革命性质得以确定，毛泽东就把五四叫作“革命运动”了，认为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后，“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他以“革命运动”来包容五四“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无疑是对前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五四观的某种总结，也是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五四观的纠正，在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的年代，这种五四观体现着时代的最强音。

在毛泽东明确五四的“革命”性质之前，不少马克思主义者都从“启蒙”的意义上评价五四，艾思奇、何干之、周扬等热情歌颂“伟大的五四启蒙精神”，对旨在继承和发展五四启蒙运动的“新启蒙运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发表后，五四启蒙精神的内核，即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原则不再被共产党官方提起。大体说来，1941年后的三十余年时间里，毛泽东突出五四革命性质的观点成为阐释和评价五四的主要准则。之所以如此，从理论上讲，是把五四启蒙的精神内核即个性解放（自由主义），看作与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从瞿秋白反对“五四式自由主义”到艾思奇把自由主义归属于资产阶级；从周扬以集体性吞并个性到毛泽东号召“反对自由主义”；从1955年旨在重建新的意识形态的“胡适大批判”到把五四文化革命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前驱，都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后期的五四运动发生了许多实质性的变化，这是事实。毛泽东自觉地将五四运动与五四以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但他从来没有明确说过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运动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尽管他在解读五四文本时，夸大了事实上在1920年以后才刚刚形成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但是后来共产党的作者往往发挥了毛泽东的思想，断言在五四运动的大联合中，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60]对此，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官方纪念者朱务善作了负责任的辨析。朱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在1962年发表了一篇颇具争议性的论文，指出：

五四是什么性质的革命运动？像巴黎公社一样，它是一次自发的起义，只是到后来才成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在五四时期，共产党还没有建立。领导五四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对这个运动也非常感兴趣。……有些人想把五四运动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但不幸的是，这歪曲了历史事实。[61]

在中国现代史上，激进主义构筑了一套解释五四的强势话语系统，它从陈独秀开始，中经瞿秋白、新启蒙运动，到毛泽东臻于成熟。陈独秀高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瞿秋白突显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三十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则在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下继承和超越五四，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高屋建瓴，对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及其历史作用作出合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解释。自此，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掌控了五四解释的话语权力，从而排挤甚至是吞噬了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其他流派的解释权。这种一边倒的情形不仅使各大流派之间的文化制衡格局被破坏，而且使革命话语本身也失去了理性的控制。其在文化思想领域产生的一个直接消极后果是，五四内涵的丰富性被某种单一的激进政治话语所阐释，其中某些成份和因素，诸如革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等，被不成比例地扩大；另外一些与自由主义相关的思想，如个性主义、思想自由等，则被淡化，甚至忽视了；而“科学”和“民主”精神，则被马克思主义化和无产阶级化了。以至30年代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五四“启蒙”主题始终被“救亡”主题压制着得不到彰显。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一个世纪革命神话的终结，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思想方式的转变，学术界重新认识和评价五四的唤声日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拨开历史的迷雾，消除以往激进主义话语系统的偏见，对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五四’话语的合理内核予以开掘和阐释。如此，以民主科学为内含的‘五四’传统才会真正发扬光大。”[62]在此背景下，由毛泽东确立的五四诠释话语霸权正逐渐消解，五四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启蒙意义，重新得到了肯定，学术界的五四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格局。当然，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决不能简单地以一种话语诠释系统取代另一种话语诠释系统，当我们提倡多元化价值取向，重新赋予自由主义五四解释权力的同时，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五四革命话语系统的价值及其影响，不能一概加以抹杀，否则，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五四运动的全幅内涵仍将遮蔽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