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战后期平视式的理性评价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革命友谊大约维持了八、九年的时间，从1926年起，毛泽东开始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农民运动、军事斗争策略、组织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意见分歧，俩人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最终分道扬镳，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如何对待农民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农民土地问题上，俩人的思想观点尖锐对立。在大革命中，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十分重视农民运动，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而陈独秀对中国国情相对比较隔膜，对农民运动多有指责，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过火”。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尽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陈独秀则一直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不能操之过急。陈独秀不仅听不进毛泽东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的正确意见，相反，还将毛泽东从农民运动的中心湖南召回武汉，并严厉地批评了毛泽东。中共“三大”后，陈独秀三次连任党的最高职务，权重一时，头脑开始膨胀，逐渐形成了个人专断的领导作风。党内许多重大的事情，往往不经过会议讨论而由他一个人决定。“四大”后，他任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长，权力更大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家长”，对党内不同意见进行打压，像毛泽东这样有思想有主见、锋芒毕露的年青人，他就更不能容忍，多次压制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和主张。1926年初不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向导》上发表，1927年又腰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之不能在《向导》上全文刊载。“五大”期间，他又把毛泽东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还剥夺了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权。对此，毛泽东非常不满，他后来抨击陈独秀说：“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甚至于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72]陈独秀在大革命中，顽固地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党带来惨重的损失，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对此，毛泽东和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非常痛心，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抗日战争中后期，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内的地位日益巩固，威望日益上升，但他比别人更清楚，对历史上的人物，特别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能否作出客观、公正的理性评价，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动力乃至前途。他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对陈独秀的是非功过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既指出其缺点与错误，又毫不吝啬地肯定其地位和贡献。他坚决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强调在处理历史问题时，“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毛泽东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历史上我党处理犯错误的同志采取过不正确的方法进行了反思：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