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旧之争的浪潮里，学衡诸人的态度与一般极端守旧的保守派在方法和观念上均有相当程度的差异。他们不满足于被边缘化的境遇，批评新潮人物对反对派缺少“容纳精神”，是行“新式之学术专制”，但他们自己也缺少文化宽容，对新文化运动几近谩骂的攻击有失学者风度，只是由于有坚实的学理基础使得这些批评有不同于保守派的份量及贡献，他们拥护文化革新，渴望真正的新文化运动，承认“新文化之运动，确有不可磨灭之价值”，[59]他们确信中国旧有文化接受新学说的洗礼和改造，对建设健全的新文化是十分必要的，用梅光迪的话说，“夫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60]学衡派以独立之人格，行批评之职事，虽未能践行他们自己所标榜的“无偏无党”，却真正做到了“不激不随”，不趋附新文化运动，认定新文化运动名称虽动听，然其实仍值得研究。吴宓称：“今有不赞成该运动之所主张者，其人非必反对新学也，非必不欢迎欧美之文化也。若遽以反对该运动之所主张者，而即斥为顽固守旧，此实率尔不察之谈。”吴宓对什么是真正的“新”、“新”与“旧”的关系如何，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之不满意于通行的新文化运动，“以其实，非以其名也。”在他看来，建立在反传统基础上的欧化，并不是建设新文化的正道，提出“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镕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61]可见，学衡派并不形式地反对新文化运动，而是主张对古今中西文化在全面、透彻的研究基础上衡量其价值，以推进真正的新文化运动。

学衡派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治登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衡派的学术贡献和思想成就取决于它对新文化运动理性反省的方向和程度。应该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五四批判传统、学习西方、突出文化时代性的基本精神方向是正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五四就没有自己的缺点，五四的缺点，恰好被学衡派抓住了。学衡派在阐述自己的五四观时，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恰成互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表示充分同情的贺昌群，对新文化运动与学衡派的文化价值观进行了辩证的分析评价。贺昌群认为，历史上任何一种有影响的思想或学说，其本身必含有两个不可分的成分，一个是属于时代的，另一个则是超时代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问题，一种思想或学说的产生，必是针对那个时代的问题而发，问题因时代而不同，其功用不可能永存；然伟大的思想或学说必有其总集一种文化之大成而带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影响于后世，息息与整个历史文化相关。“‘五四’运动所攻击的，是儒家思想的时代的部分，这是曾经历代帝王政治利用、墨守、假借，成了一种虚伪的古典的形式主义，演成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的种种腐败与停滞，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应当绝对排斥的，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五四’运动所做的是这个破坏工作，我们现在还需要继续做这个工作，要紧的是我们须具备超高的贯通古今的鉴别能力，才能认得清应当攻击应当破坏的目标，再不能做玉石俱焚的勾当了。‘学衡社’所欲发扬的，是那超时代的部分，那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石，终古常新，虽打而不能倒，因为我们自身与古代即在这个同样的时间空间内，怎能跳得出这个文化圈外去? ……不过‘五四’运动的攻击得其时,‘学衡社’的发扬非其时，须知在一个深厚的文化基业上，没有破坏，如何能先言建设?于是一般遂加‘学衡社’以‘顽固’之名，是极不清楚的看法。”[62]这段文字对我们今天正确说明五四运动与学衡派文化理想的功过是非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