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梁启超长途跋涉向家返回时，在中途遇见青年人。他曾经忍痛到达的反传统思想境地，现在被青年人从他那里作为自然的境地、自由的礼物和迈向未来的出发点接收了过去。那种对于他来讲是一座冰山仅见尖顶的观念──在它下面埋藏着他对传统文化的无限赤诚──成了青年们的基石。青年们追随他走了一段路程，但他们没有被迫永远追随他。这就是为什么《新青年》的“新青年”们，似乎与梁启超有着共同语言，然而却很少和他讲这种语言。因为，他们的语言并不真正相同，同一观念也不真正同一。当第一次大战改革了思考原有观点的环境时，他被自己深藏的思想带入时代廖误中。[78]

这里，列文森精彩地描述了戊戌和五四两代学人思想观念的承继关系，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时代变迁的痕迹及“新青年”越超“新民子”，走向历史前台的讯息。但列文森把早年梁启超与晚年梁启超作了截然二分的处理，完全忽视了前后的内在联系。诚然，相对于国内思想学术界越来越激进的潮流，梁启超思想是有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一面，但梁启超的可爱处在于，他能不断地与时俱进，就算不再能引领时代潮流，至少也能紧跟时代潮流。梁启超不是康有为，与时俱进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轻易被后人忘记，晚年梁启超虽然不再能像陈独秀、胡适那样冲锋陷阵，但他对新文化运动仍抱有很大的热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有力参与者、五四新思潮的热情赞助者和辩护者。

梁启超在五四时期确曾发表了一些似乎不合时宜的言论，对现代西方文明有许多批判性的反思，对全盘西化论大泼冷水，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孔、老、墨“三圣”的价值，对孔子人格和儒家文化大加赞赏，甚至认为中国文明担负着“救拔”西方的历史责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梁启超开始放弃西学而回归传统，也不能视之为梁启超文化思想倒退的标志，更不能因此即作出梁启超站到了新文化阵营的对立面的判断，恰恰相反，这是梁启超思想卓然独立的表征。从总体上说，梁启超对五四思想界的批判精神和求新心理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

曾几何时，到如今“新文化运动”这句话，成了一般读书社会的口头禅。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这种心理对不对，另一问题，总之这四十几年间思想的剧变，确为从前四千余年所未尝梦见。比方从前思想界是一个死水的池塘，虽然许多浮萍藻掩映在面上，却是整年价动也不动，如今居然有了“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的气象了。虽然他流动的方向和结果，现在还没有十分看得出来，单论他由静而动的那点机势，谁也不能不说他是进化。”[79]

西方文化观念的核心无疑是个性独立、自由追求和科学精神，这也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观。梁启超晚年对此仍然是认同和推崇的，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自由精神以及缺乏科学精神所带来的弊端，仍持激烈批评的态度。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就明确讲道：“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不同学说之间痛下批评，理性审择，由此开思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路，真理日明，世运日进。“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我国千余年来，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都是为此。”思想自由是走出中世纪的指针，也是判别一个时代或民族现代化程度的标志，梁启超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自由批评的精神，从一个侧面映衬出对西方文化可贵之处的赞叹。他还反问那些“国中老师宿儒”：“有人说，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变了离经畔道。我说，这个全属杞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畔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语说得好：‘真经不怕红炉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评攻击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评拥护他，经一番刮垢磨光，越发显也他真价，倘若对于某家学说不许人批评，倒像是这家学说经不起批评了。所以我奉劝国中老师宿儒，千万不必因此着急，任凭青年纵极他的思想力，对于中外古今学说随意发生疑问，就是闹得过火，有些‘非尧舜，薄汤武’，也不要紧。他的话若没有价值，自然无伤日月，管他则甚？……若单靠禁止批评，就算卫道，这是奏始皇‘偶语弃市’的故技，能够成功吗?”[80]可以看出，梁启超对压制批评、扼杀自由的中国文化专制是深恶痛绝的，而对五四倡导自由价值观则是认同的，对新青年思想“闹得过火”些至少也能表示同情的理解，暗含了矫枉必须过正的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