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之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匡国难，所注目之处，正在现正[在]而不在将来也。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溶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17]

这表明，孙中山此时已有所觉悟：没有人心改造和思想革新，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仅仅依靠少数军人的武装斗争，是难以实现其“三民主义”政治目标的。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觉悟，孙中山遂于1919年6月指派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筹备和出版《建设》杂志，并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开设了《星期评论》专刊，作为宣传民主革命理论的阵地，与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的《每周评论》遥相呼应。为了加强文化宣传和理论建设的效果，获得更多知识青年的同情与支持，孙中山越来越感觉到有加强与北京大学新知识分子阵营联络的必要。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等国民党人遵照孙中山的指示，约请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人为这两个杂志、专刊写稿，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一书中，就保存有他们关于组织稿件和商量问题的八封信。孙中山以实际行动参与了后期新文化运动，并取得了实绩。

毫无疑问，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情、支持思想文化革新运动的，对五四爱国救亡运动更是给予了有力的推动。他虽不是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但却是学生运动的同情者和指导者，特别是当学生运动的重心移到上海后，孙中山给予上海乃至全国的学生运动以切实的指导，获得了青年学生的信赖和尊敬。

孙中山先生对北洋政府镇压五四运动无比愤慨，曾积极营救过被捕的工、学界代表。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陈独秀于6月11日散发传单被捕后，全国震动，各地掀起了营救运动，北洋军阀迟迟不予释放。到8月24日，北京著名进步刊物《每周评论》又被北洋政府封闭，胡适也被捕的谣言传到了上海。孙中山对陈、胡两人之被捕深为焦虑，并利用自己的政治声望积极予以营救。[18]

孙中山一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而奋斗，在关涉国家主权问题上毫不含糊，一贯持严正立场。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2月1日记载了孙中山的谈话：

余本主张“二十一条”应作废。日本並应于租借期满后，退出满洲各地。高丽独立问题，按照《马关条约》，中国亦应过问。余所主张如此，则山东问题不问可知矣。此次日本通谍，可以置之不理。盍日本绝无可以占据胶州、青岛之理由。……日本既属协约国之一，应取一致行动，岂独能占据吾国之胶州、青岛乎？乃日本竟强行占据胶、青，无异强盗行为！日本可为强盗，吾国断不能与强盗交涉，更不能承认强盗有强夺吾国土地之权利。况吾国既已拒签德约，自无再与日本直接交涉之理。[19]

正是本于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立场，孙中山在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对学生运动给予了很多的关心与指导。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孙中山即指示邵力子于５月６日到复旦大学演说，指示从速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以推动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的发展。5月8日，陈汉明上书孙中山告南京华侨学生代表大会决议电请各方争回青岛，维护国权，请予赞助。孙中山批云：“此间有一分之力当尽一分之力也”；5月12日，又复函陈汉明，谓：“此次外交急迫，北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凡我国民，同深愤慨。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复得诸君共为后盾，大声疾呼，足挽垂死之人心而使之觉醒。”表示：“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尚望诸君乘此时机，坚持不懈，再接再厉，唤醒国魂。民族存亡，在此一举，幸诸君勉力图之。”[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