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执信不是一个高谈空论的人，他对正在进行中的新文化运动不能表示满意，认为新文化运动存在“危机”。依照他的观察，造成“新文化危机”的，至少有三种弊病：“放着很容易办到的事情不去实行，却去天天讨论；明明晓得还没有办法的事情，姑且讲讲；本来是各不相妨的事情，偏偏要互相攻击。”他最忌恨那些空口说白话的主义家，认为以前的制度诚然是坏，但还能实行，现在的议论则都是口里讲的而已。“空中构造的新文化，不等人推他，他自己会倒下去”的，尤其是一些不分明的提倡，无意味的讨论，弄得本可实行的计划“有疾而终”，“新文化的大敌，不是外面的抵抗，是内面这些微生物。”新文化运动期间，实用主义者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之间，有过一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则认为研究问题固然少不得，但一点一滴的改良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谋求根本的解决。无论是胡适还是李大钊，都存在着将“研究问题”与“谈主义”剥离开来的倾向，朱执信认为：

谈主义，谈问题，是一样的。现在的人何尝不谈问题，不过谈的并不是研究，只是一个空谈罢了，真要研究问题，自然也研究到一个主义上来，没有可以逃得过的。现在谈主义的人，人还晓得他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外。谈问题的就要走进新文化的内部来占一个位置了，所以危险最大。

可见，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朱执信有他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他看清了两者的弊端，以为只有避免“问题”与“主义”两张皮现象，在研究问题与谈主义的结合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否则，“缺了可以实行的新方案，新文化终归破产。”[47]

现代化是一个发展变迁的过程，一个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必然牵涉到宇宙观、价值系统、行为模式的变更，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极大的阻力与困扰。这个时候，尤其需要一些自觉的知识分子，进行鼓吹与引导，革新运动方能顺利推进，朱执信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是这样一位除旧布新的先觉者的代表。当新文化运动展开的时候，朱执信在致杨庶堪书中即“以破坏伦常扰乱秩序自任”，为了破除旧障碍以迎接新观念，他以为世间没有什么事是能“上轨道”，而又以“轨道”自限的：

今试想大地之上，本可随推挽所之者，一旦限之以轨道，尚有何处容人择途命驾。所谓伦常，所谓秩序，亦正与轨道同，皆欲以一终古不变之规绳，驭转变无常之人类社会，犹复望其一一适合，而其终则无一而可，惟有祸患贻人类而已。纵使不能一切遗弃不道，而现代之所谓伦常秩序者，已成死骸，不足以牵制恶人，而恰可以束缚良士，必须立为湔洗改作。如此巨业，初非一人一时可毕，要当自勉，其与当代知者共行之耳。 [48]

朱执信认为，毅然的放弃一些阻碍进步的旧伦理秩序，固然是有利于社会变迁的，但扰乱秩序只具有消极的意义，扰乱旧秩序的同时或之后，必须创造别个新秩序，才能奏效。“与其说革命不是扰乱秩序，不如说革命破坏有害的秩序，建立有益的秩序，革命能够给人民一个更好的秩序。”[49]这就是说，倡导革新的知识分子在破坏旧秩序之同时，还负有建立一个新秩序的责任。为此，他一方面以理智的态度，呼吁破除不合宜的权威与偶像，另一方面，又适时的纠正了新文化运动的偏颇，积极的倡建社会政治的新秩序。他的表现十分合乎理性，自非同一时期一些激烈的破坏主义者可相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