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方面，除海陆丰而外，广州周围我们能够掌握的有组织的农民力量也不强。

学生、市民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革命情绪大受影响。

军事方面，广州周围有张发奎、李济深、李福林的几个军。

他们虽然矛盾很大，但一旦共产党组织起义，就会掉转枪口，共同对付起义力量。

而在我们方面，武装力量只有一个教导团和警卫团的部分力量，还能够组织几千名工人赤卫队，仅此而已，得不到其他革命军事力量的配合和援助，要想使这样一个大的起义获得成功，在广州组织苏维埃政府，并且能够长久坚持下去，以引发全省乃至全国的暴动，取得革命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

会上，还有一种意见，就是联合张发奎，推动广东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是共产国际派来指导广东革命运动的代表、25岁的德国人诺依曼提出来的。

他认为，张发奎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李济深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应该联张反李。

会上，大多数人不同意诺依曼的意见，聂荣臻也认为这种看法是主观主义的。

他说，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已经充分暴露了张发奎的反革命真面目。

我把在马回岭俘虏的他的卫队营连同望远镜等交还给他，他并没有领情，仍然坚决反共，你说，这种人能靠得住吗?这位被人们称为“毛子”的国际代表，态度生硬，在会上，几次和大家吵了起来。

会议争论的结果，于11月25日形成了广东省委第二十五号通告。

通告要求广东各级党组织利用张、李冲突的机会，广泛发动工农暴动。

张太雷、恽代英、黄平等于11月26日到达广州。

28日，省委拟定了号召广州工农兵群众起来暴动的宣言。

宣言里着重讲，张发奎与李济深同样是反革命势力，要工农兵拿出“以一当万，破釜沉舟的勇气与决心”，来夺取广州政权。

以后省委将这个宣言连同广州起义的计划，上报中共中央。

12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广东省委的报告。

于是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加速进行。

中央和广东省委已经作出组织广州起义的决定，聂荣臻决心做好起义准备工作。

12月5日，聂荣臻与叶剑英一起，由香港来到离别了近一年半的广州，在珠江北岸的八旗会馆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下。

这里权作省委军委的联络点，由叶剑英留守，以便有事好联系。

聂荣臻则忙于参加讨论起义准备工作的会议。

12月6日，在广州沙面西桥附近党的地下联络站，召开了省委会议，讨论起义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问题。

会上，诺依曼主张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先发动工人，组织总同盟罢工，然后形成群众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再在革命军事力量的配合下，夺取广州政权。

在会上，聂荣臻几次与诺依曼争论。

聂荣臻说，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

从上海的“四一二”政变、广州的“四一五”政变、长沙的“马日事变”等等情况看，反革命分子是多么残忍。

如果群众示威游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对革命力量进行大屠杀。

驳得诺依曼不好正面回答，就强词夺理地说：你居然反对十月革命。

聂荣臻看着这位比他小3岁的国际代表，冷静地说，你不要用大帽子压人，我是说不能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怎么能说是反对十月革命呢?会上，还有人对诺依曼说，再说广州的工人阶级目前已经分裂成为两派，反动的黄色工会的力量比较强大，要想组织总同盟罢工，弄不好工人内部自己先乱起来了。

诺依曼血气方刚，仍然傲慢地说，你们不按我的意见办，如果起义不成功，将来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聂荣臻说，3年前，我到过你们德国，也到过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