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5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以下简称“北航红旗”)的200名学生，来到国防部大院门口静坐，提出要求：国防科委承认派到北航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工作组立即返回学院，同学生辩论；工作组组长、国防科委院校局副局长赵如璋到学院随时澄清解答问题。

这些学生声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以后要求不断加码，要赵如璋和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罗舜初到北航去与学生同吃同住，以便随时澄清解答问题，要罢赵如璋、罗舜初的官，要国防科委搬到北航去办公。

他们在国防部大院门口安营扎寨，用高音喇叭喊口号，贴大字报，无休止地纠缠国防科委的工作人员，胡闹了28天，到9月22日才撤走。

北京航空学院，是国防科委直接领导管理的11所国防工业高等院校之一。

运动初期，国防科委遵照北京市委的指示，向北航派出了6人工作组，帮助学院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运动初期，有个学生贴出了一张名为“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对国防科委的工作和其他一些问题，横加指责，里面有许多歪曲不实之词，引起许多师生的不满。

工作组顺势发动师生进行辩论。

结果是，少数人支持“无头黑线”，大多数人反对，学院师生形成了两派。

这少数人后来成立了名为“红旗战斗队”的组织。

他们比较孤立。

到7月下旬，情况发生了变化。

7月28日，戚本禹接见“北航红旗”的代表，对学生们说：“我看很多工作组不好，贴大字报把事情揭露清，同学们会跟你们跑的。

工作组不愿革命的罢他们的官，犯错误的可以留下检讨，不能让他们溜了，让他们做你们的学生，受教育。”

此后，“红旗战斗队”造反劲头越来越大。

国防部是军事重地，不能允许学生在那里胡闹，这是常理。

8月25日，聂荣臻听了秘书的报告，气愤地说。

国防部是什么地方，“北航红旗”怎么可以这样胡来!要告诉国防科委领导人，学生要求赵如璋回学院去澄清问题，可以去，但学生不能在旃坛寺静坐，必须动员他们回学院去。

国防科委遵照聂荣臻的指示，学生必须先回学院，再去澄清问题。

双方一直僵持。

9月19日，张春桥给聂荣臻秘书打电话说，北航有些学生对工作组有很多意见，已经拖了很长时间未能解决。

伯达同志最近提议，这样拖下去不好，可以让工作组去北航听取意见，让少数派学生把意见说完，工作组要认真做自我批评。

张春桥来电话的情况报告聂荣臻后，聂荣臻说：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所以支持少数派，告诉罗舜初，把详细情况再了解一下，去向张春桥做次汇报，研究一下究竟如何办好。

9月21日，王力又给聂荣臻秘书打电话转达陈伯达的意见：“对北航问题，不管群众多少，找来了，领导上都要接见；对群众不要顶牛，顶牛最后总是没有好下场的。

陈伯达同志约聂荣臻下午商谈北航问题。”

看了电话记录，聂荣臻约罗舜初一起，下午3时到了中央文革陈伯达处开会。

会上，陈伯达仍然重复张春桥、王力转达的意见，对聂荣臻、罗舜初的解释根本听不进去。

最后，他甚至威胁说：“罗舜初、赵如璋应该到北航去同‘红旗战斗队’的学生同吃同住，当小学生，如果你们去了北航，人身安全出了问题，惟我陈伯达是问，我可以立军令状。”

聂荣臻说：罗舜初、赵如璋可以去北航，但“北航红旗”必须从国防部大院门口撤走，否则影响太坏!于是，到9月22日，28昼夜事件告一段落。

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

9月23日，“北航红旗”提出了会议由他们主持，赵如璋要随叫随到，只单独会见“北航红旗”学生，不许会见多数派学生，必须正面澄清回答问题等6条协议，强迫赵如璋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