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北京发生了所谓“杨余傅”事件。

此后，“杨余傅”事件和“华北山头主义”的“黑后台”问题，不断困扰着聂荣臻。

3月23日8时左右，在西山住处，聂荣臻的保健医生接到一位自称姓王的北京军区女同志的电话。

她说：“今天凌晨，杨成武同志那里出事了，突然人已下落不明，门口警卫换了人，不准随便出入，杨办的张主任已经被两个人绑架走了。

请你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聂帅，请聂帅过问一下。”

保健医生想进一步问清情况，对方把电话挂了。

于是，医生整理了个简单的电话记录，交给警卫参谋，转给了秘书。

秘书看了电话记录，感到很奇怪，就给杨成武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很长时间没有人接，秘书感到确实是出事了。

聂荣臻因为心脏病发作，刚刚恢复，秘书不敢将此事向他报告。

3月24日下午，聂办先后接到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今天晚上人民大会堂有重要会议，请聂荣臻出席。

问会议的内容，回答是他们也不清楚。

秘书去找医生商量，当时有董承朗、吴杰、黄宛等好几位专家在，大家一致意见，聂荣臻重病刚愈，以不出席会议为好。

专家、秘书一起去向聂荣臻作了汇报。

他同意请假，就分别向两个办公厅打了电话请假。

快吃晚饭的时候，汪东兴亲自打电话给聂荣臻，仍是要他去出席会议，内容要到会场才能告诉。

聂荣臻知道，准是党内出了大事，但他最讲科学，对汪东兴说：“医生不同意我出席会议，自己感觉也不大好，还是确定请假。”

第二天上午，叶剑英对聂荣臻说：昨天晚上的会议有1万多名干部参加，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都出席了。

会上，先是宣读了命令：撤销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余立金(军委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说他们犯了严重错误。

任命黄永胜(原广州军区司令员)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副总参谋长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林彪、康生等还在会上讲话，要揪什么：“杨余傅”的“黑后台”。

“他们太不像话，不仅这样的大事我们事前不知道，而且这次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们也耍了花招。

富春、先念、陈老总、向前等，我们虽然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座，一律坐在台下。

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坐在主席台上。

他们的用意不是十分明显吗?!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向我们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暗示群众，台下的这些政治局委员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

下一步要揪什么黑后台，我们这些人当然又是揪斗的对象罗。”

说完，叶剑英笑着说：“揪就揪吧，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欲加之罪，难道还少吗!”聂荣臻说：“杨成武、傅崇碧都是我的老部下，他们要揪后台，肯定是会大做文章的。

揪就揪吧，昨天接连打电话，要我去开会，原来是这么回事。”

听了两位老帅的谈话，秘书这才觉得前天早晨那个电话的性质严重，就如实向聂荣臻作了报告。

聂荣臻也觉得奇怪，叫把情况进一步弄清楚。

于是，保健医生写了比较详细的证明材料，并作了分析：认为可能是杨成武的保健医生叫他爱人(也是医务工作人员)打的电话。

因为杨的保健医生认识自己，也知道西山这儿的电话。

这太像是后台了，问题严重。

于是，聂荣臻向中央文革写了信，附上医生的说明和分析，以资澄清问题。

红卫兵小报上很快登出了林彪、康生等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概括起来是：一、杨成武与余立金、傅崇碧勾结，要打倒吴法宪(军委空军司令员)、谢富治(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篡夺空军和北京市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