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之后，毛泽东又亲自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他们先后获得释放并恢复工作。

1979年3月，在聂荣臻的关心建议下，中共中央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公开平反。

江青有一次公然在有关北京军区的“华北会议”上说：“从聂荣臻开始，华北山头有历史性。

从聂荣臻、杨成武、你郑维山(当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

他们“都出在华北，是坏人当道。”

江青诬蔑聂荣臻“从三七年起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

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在北京军区党委会上说，北京军区有必要“揭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对山头主义必须揭深批透。”

“总之你们要抓中心、抓重点，不要什么问题都抓。”

“不这样做，就很危险。”

在如此大的压力下，北京军区批判“华北山头主义”的持续时间长达7年之久。

更有甚者，1968年4月开展反“华北山头主义”的运动以后，江青一伙说“华北山头主义”是反对林彪的。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他们又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

聂荣臻本人则多次对别人说：“我自从1954年免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以后，就从不过问北京军区的事，这叫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事实确实如此。

原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的许多老部下、老战友来找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或建议。

凡属重大的问题，他都转报中央或军委决定；凡属个人职级待遇等问题，他都转请总政治部按原则处理，从不自作主张。

1979年7月，又是在聂荣臻的关心建议下，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

使为此深受其害的许多“老华北”解除了思想和政治包袱，也彻底解除了聂荣臻为此而无端背的黑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