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不是一贯正确的，而是错误不少。”

聂荣臻的这封信，是经过周恩来审查修改后发出的。

如原信中有一句，“总理代表中央亲自帮助我们纠正这次会议的错误”，周恩来改为“周恩来总理遵照毛主席指示，帮助我们纠正这次会议的错误。”

另一句提到，总理的指示，对我们开好会议“起了重大作用”，周恩来改为“起一定作用”。

但信在发给“学代会”以后，仍有人说，聂荣臻的信“是做表面文章”、“没有触及灵魂”、“作为党委书记，不可能事前不知道‘学代会’代表的条件。”

4月30日上午，聂荣臻到“学代会”上准备检讨，听取意见。

可当他刚讲了几句，持批判态度的一派口号声四起：“火烧聂老总”、“炮轰聂老总”、“万炮齐轰聂荣臻”。

接着是另一派反对这样做，也高呼口号。

至此，聂荣臻已经无法再继续讲话。

他乘会场稍静时，说了几句：“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欢迎提出，由国防科委党委转给我，希望大家遵照总理的指示，把大会开好。”

然后离开了会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67年6月1日，聂荣臻办公室接到国防科委军管办公室的电话：飞机研究院一批群众来到国防部，要揪斗国防科委副主任唐延杰(唐曾任飞机研究院院长)，说唐历史上有自首叛变问题。

该怎么办?请聂荣臻作指示。

听了秘书的报告，聂荣臻电话上找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一个都没有找到。

他就直接打电话给国防科委办公室主任。

聂荣臻在电话里说：“唐延杰同志的自首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是不知道。

毛主席说过。

经过长征和几次反‘围剿’考验的，一般可以解决党籍问题。

唐的问题不是(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已经向中央写了报告了嘛。

群众贴大字报可以。

如何处理，待中央有指示后按指示执行，不要让外单位揪斗唐。

这个精神，只给常委同志说一下，不要下传。”

但不知什么原因，事隔一年之后，这些话传了出去。

1968年6月27日国防科委机关9名干部联名贴出名为《炮打聂荣臻》副标题为“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大字报。

大字报的作者，把上述电话记录中“毛主席说过，经过长征和几次反‘围剿’考验的，一般可以解决党籍问题”这句话，引申为“毛主席说，叛徒可以入党。”

引申的话还打了引号，就变成了聂荣臻的原话。

由此，自然得出了“捏造最高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的结论了。

所谓唐延杰是“叛徒”的实际情况是：他1929年在长沙与党组织失掉联系。

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他的家人代他登报自首，后被国民党当局收容进感化院进行“感化”。

1930年，红军进攻长沙时将他营救出狱，随即参加了红军。

经历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在陕北重新入了党。

唐延杰重新入党时，与聂荣臻不在一个单位，所以，聂荣臻对情况并不清楚。

到1967年春天，有人反映唐延杰历史上有自首问题，聂荣臻当即要国防科委党委将唐的材料上报中央，还决定在中央没有批示前，当年的“五一”节没有让唐延杰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也不让唐再管机密性大的工作。

在聂荣臻的记忆中，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军委曾有过指示，经过反“围剿”和长征考验，一般都可以解决党籍问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聂荣臻说了电话记录里的那段话。

至于说“政治上陷害林副主席”的问题，聂荣臻就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事实的经过是：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东突然逝世，下午叶群给聂荣臻的秘书打了个电话(当时不知道安东是非正常死亡)：“林副主席知道安东同志逝世后说，安东是个好同志，是聂老总的一个好助手，既已逝世，请聂总不要过分悲伤，要保护好聂总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