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的福建口音特别重，加上心里有鬼，说话吞吞吐吐。

组里的人都没有听懂他在说些什么，谁也没有搭腔。

聂荣臻倒是听懂了，因为一时不好回答，也就装作听不懂，不予理睬。

陈伯达气急败坏地说：“你老婆张瑞华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是自首叛变后才放出来的，中央组织部有人揭发了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聂荣臻从容地回答：“我知道她被捕过，但没有听说有自首行为，既然有人揭发，那就按调查的事实做结论就是了，我不包庇。”

张瑞华1934年确曾在上海英租界被英国的巡捕房逮捕过。

敌人百般威逼利诱，她始终不招供，一口咬定是农村妇女，来上海找丈夫，临时住在那所房子里的。

敌人问不出什么，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将她放回原住处，严密监视。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趁敌人监视松懈的时机，她带着不到4岁的聂力，逃出了虎口。

这段历史组织上严密审查过，有关的当事人有确切的证明，张瑞华没有自首问题。

聂荣臻对妻子的这段历史是清楚的，知道是经得起审查的。

所以当后来在十二中全会简报中出现“张瑞华是叛徒”的内容时，他根本不予置理。

陈伯达碰了一鼻子灰，就到周恩来那里告状。

18日中午，周恩来在电话上问聂荣臻，是怎么回事?还说：“你没有回答伯达同志提的问题，他很生气。”

聂荣臻只好如实地回答说：“三十年代初，他在天津被捕，后来经过他的同乡、福建军阀张贞的斡旋，出了监狱。

他出狱后，因为别人听不懂他的福建话，无法解决吃饭问题，就又自动回到监狱，后来又被赶出了监狱。

这是彭真有次闲谈时对我说的，说陈伯达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

’我是当成笑话，前几个月同剑英闲聊时说过这个故事，没有对别人说过，我不好回答。”

“噢，是这么回事。”

周恩来也没有再问。

在以后几天的小组会上，陈伯达说聂荣臻参与了“二月逆流反党集团”，一再追问他与所谓“二月逆流”其他老同志的关系，目的是逼他承认是“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

陈伯达的同伙有次追问聂荣臻：哪天哪天，你到某某家去了，去干什么?哪天哪天，你又到另一家去了，又是去干什么?哪一天，某某到你家里来了，来干什么?你必须老实交代。

聂荣臻一听火了，愤怒地痛斥陈伯达及其同伙：“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互相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陈伯达及其同伙还在小组会上对聂荣臻提出了一系列指责：在1966年科学口万人大会上的态度，北航28昼夜事件，反对军队院校撤工作组，对红卫兵大串联不满，对上海“一月夺权”不满，参与了“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一贯走专家路线，犯了“多中心论”错误，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时搞大摊子，在西山与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发泄对中央文革的不满，包庇老干部、包庇干部子弟等等。

聂荣臻对这些指责，有的承认，做了检讨；有的沉默不语，以免再生是非。

聂荣臻的老部下们，在小组会上没有揭发什么问题，只是一般地表表态。

他理解和感谢这些老部下。

有位参加第二组会议的老部下，十二中全会以后不多久，在三○一医院碰到聂荣臻的秘书时说：“请你向聂帅问好，要他保重身体。

聂帅是正派人，什么参加反党集团，我就根本不信。”

10月26日，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定了调。

林彪讲话以后，聂荣臻被迫在小组会上做了检讨发言，承认自己“陷入了‘二月逆流’”，变成了“‘二月逆流’的成员”，“犯了严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