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逆流”问题传达以后，全国掀起了批判高潮。

聂荣臻成为国防工业、国防科研系统的主要批判对象。

在那个“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年代，造反派的声讨、批判劲头自不必说，即使是平时同聂荣臻观点一致的群众组织，此刻也只能跟着揭发批判。

否则就是立场问题。

从11月份起，聂荣臻被彻底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一切文件停发，所有活动不让参加，完全处于闭门思过的境地。

“二月逆流”问题在聂荣臻的身边工作人员中传达以后，立即对他造成了最为难堪的直接影响。

11月10日的聂荣臻办公室工作记事本上写着：“目前在揭发‘二月逆流’。

从现在起，对聂荣臻的生活不能再让他特殊化了。

因为他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

办公室的同志，总的来说，对聂荣臻还是比较有感情的。

这样做也是出于环境所迫，以表示“划清界线”。

在这种气氛下，有的人忙着写揭发批判材料；公务员不愿意为他洗衣服、搞卫生；厨师则几乎顿顿叫他吃炒白菜，加一小碟腊肉；工作人员接连开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会。

聂荣臻的家庭人口少，女儿女婿在上班，像往常一样，只有星期天才匆匆回家。

老伴张瑞华，陪伴左右，常给以安慰，但老俩口哪有那么多话可说。

最令他难堪的是，他特别疼爱的惟一孙女，当时年仅5岁，平时天真活泼，常在他跟前嬉闹，可此刻，因为常跟阿姨参加工作人员的批判会，幼小的心灵受到扭曲，失去了往日的欢乐，常用困惑的眼神看自己的爷爷奶奶。

聂荣臻孤独苦闷。

他本来就身体健康欠佳，又值大病初愈，备受煎熬。

要写检讨，没有必要的参考材料，除了老伴，也找不到商量的人。

他以超常的毅力，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

后来他说：“那时候我不能倒下，倒下了，就没有说清问题的机会了。”

好在这种日子的持续时间只有两个来月。

1968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反映徐向前思想情绪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要军委办事组找徐办支部的同志谈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

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于1969年1月3日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1月5日傍晚，黄永胜、吴法宪奉林彪之命来见聂荣臻，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同时传达了林彪的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

林彪的这后一句话，带有明显的警告意思。

毛泽东的批示传达以后，聂荣臻的处境有所改善。

工作人员的态度就此有所改变。

于是他找在他办公室工作了十年左右的3位老秘书谈话。

聂荣臻说：我对你们是很信任的。

你们都还年轻，我放手让你们工作，目的是为了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尽量锻炼提高你们的能力。

你们的工作也都是积极努力的。

我主观上是想努力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

谁知道会变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连累了你们，我的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

秘书们当然知道聂荣臻是无辜的。

谈话双方都很激动，不禁潸然泪下。

2月初，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聂荣臻和几位老同志，到工厂去搞蹲点调查，也就是接受再教育。

2月5日起，聂荣臻到北京市第三化工厂蹲点学习，一直持续到10月17日。

他在2月4日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明天起，我即到化工三厂去，每日去半天，一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当个小学生，认真向革命群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