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他提的“四好”、“五好”运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我认为科技队伍刚组建，问题很多，知识分子特点不同于部队，互相工作又不同，不好评比，所以国防科委系统没有搞“四好”、“五好”运动。

这一点我跟他说过，他是同意了的。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让吴法宪到国防科委一次会议上把我臭骂一通，把这一条定为是我最大的罪名。

他搞军委办事组，实际上把当时的军委常委架空了，他搞封锁，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除了某些时事情报以外，什么消息全不知道。

“九·一三”事件出来后，开始感到很突然，想不到他要对毛主席下毒手，又叛国投修，自取灭亡。

这是他长期坚持反动立场，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

我们的高级干部，都要引以为戒。

过去我为什么同意他当接班人?知道他历史上有严重错误，但认为他那时还年轻，才二十几岁，比较单纯，以后这么多年没有听说他有什么新的错误，所以误认为他可能已经改了。

另外，就是自己的政治原则和理论水平低，对许多情况也不了解。

聂荣臻在此作了自我批评。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毛泽东一次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

‘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

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

老帅们就有气嘛。”

当天，叶剑英将这些话告诉了聂荣臻。

聂荣臻欣慰地说，这下可丢掉包袱了，不再背黑锅了。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握着聂荣臻的手说，你还记得会理会议那一段历史，许多同志不知道那段历史。

毛泽东在这次接见时，再次作了自我批评，说，贺龙，“杨余傅”事件要翻案。

“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但仍有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兴风作浪，“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并没有结束。

聂荣臻的处境略有好转，但仍没有彻底平反。

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仍没有进政治局。

在新的军委领导机构军委办公会议的组成成员中，也没有聂荣臻。

只是到了1975年2月，在叶剑英的提议下，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新的军委常委会，聂荣臻才重又任军委常委，重新参与军委领导工作。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工作。

此后，邓小平大刀阔斧，对各方面进行整顿，力图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

聂荣臻是积极支持邓小平的工作的。

197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提出了要整顿军队，不允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工作的号召。

聂荣臻在会上发言，积极予以支持。

10月28日，他在同司令员张廷发等空军新领导班子谈话时说：“全军要集中统一，总的听毛主席的，具体的听现在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邓小平的指挥。

总参谋部是执行军委意图的全军的统帅部，空军要听从总参的指挥(邓小平此时兼任总参谋长)。”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邓小平恨之入骨，总想千方百计再次打倒邓小平。

后来，毛泽东终于听信了“四人帮”一伙的谗言。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打招呼的通知，说是现在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从此，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邓小平遭受批判，处境困难。

聂荣臻仍然支持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