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战略的真实含义在当时并没有昭告天下。《人民日报》社论说：合作化是“使全体农民走上幸福生活的唯一的道路”，而小农经济正在使一些农民“陷于贫困”。因为，以每个农民只有三亩多地的规模来说，既不能利用机械，又不能大修水利，为了自家各种各样的需要，甚至还要在这弹丸之地种植好几样作物。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能够增加一些产量，也是很缓慢的。这些都是事实，不过，对于那些刚刚分得土地的兴高采烈的农民来说，简单地这样说说显然不会发生作用，所以社论又发出警告：土地的私有正在农村里重新造成贫与富的分化。比如河南省就有十六个村发生了悲剧，那里的三千七百五十三个农户当中已经有一百八十五户在出卖土地。（《人民日报》1953年11月26日社论《领导农民走大家富裕的道路》。）这一下就击中了农民的要害，土地在乡下为农民生存的基本条件，几乎所有人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感受到出卖土地的辛酸，其惨痛可与卖儿卖女等同。

那时候共产党的威信如日中天，一说起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会在人们的心中引起激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条道路上都是些什么东西，可是有几个农民说，他们真正见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什么样子。一个若干农民组成的代表团在这一年去了苏联，一回国便都异口同声地说是“看到了最好的榜样”。这些人都是当日农村中最有号召力的劳动模范，一向以务实为本，现在则像幻想家一样地描述着一个神奇的世界。

这些人中间有河北的耿长锁。他去了乌克兰，看到那里一个集体农庄拥有两万亩土地还要算少的，即使二十万亩也算平常。三个洋人开着一辆叫做“斯大林八十号”的拖拉机转来转去，一天居然能耕四百五十亩地，而且深达九寸。耿长锁那双握惯牛犁的手伸在土里久久不忍抽出。“我们想在一天里面耕四百五十亩地，要怎样干呢？”他对自己的乡亲说，要用一百五十个人、一百五十头牛、一百五十副犁和三十副耙，而且只能耕四寸。”

还有吉林的韩恩。他的见闻更加令人神往：妇女劳动也不会觉得累，老太太可以干成年人的活，而且一年得上五百多个劳动日的报酬是常事。歹地可以长出好庄稼，狐狸可以养成家畜，农民点灯不用油，只要拉一根线，一个玻璃泡就会发出耀眼的亮光，就是点十盏油灯也赶不上。

还有山西的李顺达。他说，在苏联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根本不像我们这样从天亮干到天黑，人家劳动一点也不累，地里庄稼却长得很多。一到星期天，大家都休息。

还有广东的汪汉国。他说他看到人家穿的吃的和用的，就连自己村子里的地主也不如人家。老年人可以白吃饭，不干活，病人可以到医院去治疗而不用花钱，孩子们都可以送到托儿所去，做父母的既不用操心又不用花钱。

那时候大多数农民还不懂得什么是工厂，什么是城市，什么是电灯电话，什么是西服领带，不懂得拖拉机是什么，坐汽车是什么感觉，他们会用火柴去点电灯泡，会被收音机里的声音吓得逃走，他们几乎不懂得土地以外的一切。现在听说居然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可以想见其如醉如痴的向往之情。合作社看来真是一个好东西。在以后的一年里，农民们把合作社的数量增加了九倍。可是，他们还是不会知道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城里人正在急切地等待着他们的粮食。不到半年，大局即定。粮食的收购计划则不仅完成，而且居然超过三十多亿公斤，令城里粮食购销平衡有余，库存也有了增加。不过，农民始终没有看到报纸上面描述的“天堂”。

合作化进程的骤然加快肇始于粮食的匮乏，现在粮食的问题终于解决，而农村里面新的组织在意识形态上也能与共产党的宗旨合拍。在合作化的历史上，经济的目的与政治的动机能够弥合无隙的情况并不多见，1955年和1956年是其中一次。然而若以为从此可以无所不能，那就是既不了解经济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像击垮蒋介石的军队那样，一夜之间摧枯拉朽，也没有认真地调查农村的情形，听取农民的申述以决定符合实际的步骤。倘或在处理具体的争论时又师心自用，但凭一人之判断去裁决异常复杂的经济问题，那么，合作化运动未能把初步成果引向最终成功也就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