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所有那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有一份计划令毛泽东既疑且喜：《范县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禁不住在报告第一页的空白处写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5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之所谓“诗”是一种浪漫的遐想，这批示写在1958年11月6日。第二天，也即11月7日，政治局里所有的领导人都会看到毛泽东的这几行字和范县雄心勃勃的计划。比起毛泽东刘少奇曾经去过的河北省徐水县，范县居然把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一举提前三年。

但是政治局里所有的领导人都不会对这些表示惊奇。讨论何时才是共产主义的开始之日，多少年来就是共产党政治家们的职业兴趣。三十八年以前，也就是1920年的时候，列宁说，大约是在1930年到1940年的这段时间里，还说他们这一代中十几岁的人们，将要亲手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过了十八年，也即1938年，他的继任者斯大林保证，整个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日子将是在1943年以前。到了1957年，赫鲁晓夫又说，从1959年算起，到达共产主义还要十二年。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苏联前辈可能有着无数的区别，但在计算到达共产主义的时间表时，其紧迫的心境如出一辙。

不过，在农民中间，1958年造成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叫农民刻骨铭心的不是时间表，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他们一边在山上贡献自己的体力，一边又在家里贡献出自己的财产。

人民公社制度在8月份确立之后，就需要有一种全新的理论来引导五亿农民同心协力。《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解释说，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即将原有的七十万个小合作社合并；所谓“公”则是更加集体化。男人可以无牵无挂地任凭调动；女人全部参加劳动，孩子送进托儿所，吃饭在公共食堂里面，衣服由缝纫组来洗补晾晒。“这样，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的成片果林、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等，许多地方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已转化为公有”（《人民日报》1958年9月3日。）。舆论一经鼓噪，加上思想方面的灌输和行政司法方面的强制，就成为党的“人民公社化”的施政核心。

匆匆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到这一年的秋季已经有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六个。生活在乡下的所有官员都知道，他们未来的天堂里不会有足够的财富供人分享，钱只能来自老百姓。可以想象，这些人几乎都会成为“共产风”的煽动者。每一个公社都只是合作社的简单合并，其规模大致相当于二十八个合作社。平均管理着四千七百九十七户农民。按照公社的章程，生产收支的核算以及盈亏由公社执掌。所以“共产”的过程也就可以简化为一个会议上的一个决定。公社的成立之日，即等于在法律上宣布，社内之全部合作社和农家的财产转归公社所有。当然“转归”本身还要经过一些技术上的操作。最为常见的办法，是以公社的名义发出建立若干生产基地的指示。征集所属合作社和农家的财产人力，以为公社基地的物质来源。比如河南嵖岈山公社就是用这种办法，制定了建设“牛场”、“万猪场”和“万鸡山”的计划。公社下属各村庄，均须抽出若干人员，携带树木砖瓦之类建筑材料，集合于指定地点，建起三百零五间畜舍，然后又由农民家中牵去一百九十二头牛、八十九头猪和二千七百多只鸡。诸如此类的建设过程，被当时的报纸称为“白手起家”而广为宣传，公社两手空空的领导者们，也的确是在一夜之间即可拥有财产万贯。农家中之房屋桌椅、刀碗锅筷、鸡鸭猪狗，均为“共产”的对象。按照薄一波的回忆，是“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薄一波是在三十多年以后才敢这样说的，而农民们早就在痛切地抱怨自己的财产被充公。当然这些怨言只是在私下里才能听到。一个农民在给他海外亲戚的信中写道：“所有的房屋和家具都成了政府的财产，公社可以为所欲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另一个人则告诉他的远方亲人，他正在想办法变卖家中财产以躲避公社的征用：“你知道吗？缝纫机必须归人民公社公用，我已经同王叔爷、三妹和其他家人商量，最后我们决定尽快地把缝纫机卖掉，但缝纫机的价格太便宜了，因为卖缝纫机的人太多了。”个人存在银行里的钱财大都被征用去做“投资”，据一个乡下人的解释：“把钱交给政府就是‘投资’的含义。”甚至连亲友寄来的钱也常常不能如数拿到，一个农民告诉他的海外亲戚：“寄来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给了我们自己，其余全部拿去做公共基金。”这种情况引起海外华侨的愤怒，以至于政府高级领导人也不能不表示关注。广东省省委书记陶铸于是保证，所有银行存款和华侨的汇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