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们省下了这一切，却绝对不能省下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这些农民用以延续生命的最基本的用品，说起来令人惊讶。那一年冬季，甘肃省的天气格外阴冷，可是榆中县上庄公社的社员宋同安一家的炕上，连一张炕席都没有。他和他的一儿一女，以两个纸制的水泥袋为铺垫，三人蜷缩在一起合裹一床被子。除了这两个水泥袋和这床烂被，宋家全部财产还有一个案板、一口小锅、三个破了边的瓷碗、几双柳枝做成的筷子和一个粮柜。这粮柜历几十年风尘沧桑，外面已经不见了原本的漆色，里面则从来没有装满过。在距离宋家不远的地方，另一个公社社员张伦青，二十多年前是赴朝作战的志愿军军人，昔日人称“最可爱的人”，可是如今家境似乎更窘，因为他连水泥袋也无缘拣到。每到夜晚，夫妻二人拥着四个孩子，凭着一条棉被度过寒冷的冬天，这是二十年前他从部队带回来的，现在已然经纬不分，脏烂不堪。当外人走进他家时，他就用身体挡住那床军用的破被，仿佛这昔日给他带来荣耀的被子，今天令他感到耻辱。在他周围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他的乡亲父老的贫穷更甚于他，在他所居住的这个国家，至少有几亿人的生活之艰难与他难分伯仲。《农业经济丛刊》的编辑称他们是“缺衣少食的人民”。两年以后，两位青年学者谈到了当日宋同安和张伦青的家乡：

“距省会兰州市仅四十公里的甘肃省榆中县上庄公社，所有生产队人均口粮才四十到一百斤！老百姓靠借账买返销粮。仅国家贷款一项，人均欠债一百零二元六角之多。全公社四十九个生产队，有四十八个队人均收入四十元以下；家产在三十元以下的有一百八十八户；在十五元以下的四十一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破席，一团烂棉花和锅碗筷外一无所有了）。全社七千多人，竟有四千三百七十一人没有棉衣裤或者棉衣裤破烂不堪。一到晴天，很多孩子都趴在草堆、田埂上晒屁股！并且这些缺衣少食的人民，都是在海拔二千三百至二千八百米的高寒阴湿山区生活着。”（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第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甘肃在地域上属中国西部，十几年后，在中国东部经济疾速地起飞，并且把西部远远甩在后面的时候，人人都知道西部是一个穷地方。可是在1978年的这个冬天，贫困是横行于全国的魔鬼，全中国至少有几亿人的生活之艰难与宋同安和张伦青的家乡相似。虽然舞台上那些表演各民族大团结的演出中，一群一群的青年男女身着五彩缤纷的服饰载歌载舞，令人感到五千多万少数民族同胞在政府的帮助下一定生活得幸福无比。可是当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来到真正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在云南省与越南相邻的边界附近，这位记者走进一个苗家山寨。百姓的生活所给予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一团漆黑”。草棚只有一尺见方的小窗，没有玻璃，用一块塑料纸蒙在上面，将这惟一的光线挡住。里面没有任何照明设备，所以这位记者走进去的时候，因瞳孔的来不及放大一时间竟看不清楚任何东西。稍待片刻，他借助炉灶口里闪闪烁烁的一丝火光，看到两团黑乎乎的东西在一堆稻草里面蠕动。几分钟后，他终于可以看清这里全部的东西：一个炕和一团破棉絮，墙角一堆稻草，稻草中一个孩子和一头小猪依偎着相互取暖，孩子一丝不挂，浑身污垢，和那灰黑色的小猪全然一个颜色。他蹲下身去看那孩子和小猪，忽然有一种异常的酸楚，接着就是一滴眼泪从眼眶里落下。他后来说：“我见过无数的穷人，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人的境遇能够悲惨到如此地步。”可是当他站起身回到门口的时候，看到的一幅画面就更加令他吃惊。那里坐着一个姑娘，是古人诗歌中赞美的那种年轻女郎。可是，她的目光呆呆地跟着他，裸露着的上身搭着一块破布，下面着一短裙，裙子上面隐隐显出的花色，令他想到北京大舞台上那些五彩缤纷的服饰。只是眼前这一条实在太脏，脏得几乎不能辨认本来的颜色。然后他就看到一大群苍蝇环绕着姑娘飞来飞去，这时他才想到，这间屋子里面如飞机盘旋一般的嗡嗡声，原来竟是苍蝇的合唱。那些苍蝇居然可以肆无忌惮地落在姑娘的身上，爬来爬去，而姑娘毫无知觉。他带着一种强烈的惊奇再次蹲下身来，数了数姑娘双腿上的苍蝇，一共八只。“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一个活人”，他后来在日记中感叹：“可是，她确实是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