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月，表面的热闹已经平息，大家都发现气氛有些沉闷。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心口不一的本领，非到关键时刻，不会把心里话讲到桌面上来。大多数报刊的编辑都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用“心有余悸”来描述那个时候的局势。《安徽日报》的文章说：“十分明显，如果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地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然后作者就鼓动人们去做“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薛理：《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见1979年2月12日《安徽日报》。）。

不过，真正心口不一的还不是这些心有余悸的人，而是另外一些从来不知“悸”为何物的人。对于他们来说，邓小平的得势是一场灾难。这种情绪虽然从未公开表示，但在私下里却也宣泄得淋漓尽致。有人问：“现在的党中央姓马还是姓刘？”这是把马克思和刘少奇当作“主义”的分界。有人说，“果然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不错，修正主义出来了”。三中全会闭幕那一天夜里，山西省运城地区党委的大院子里，就贴出来几条标语，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说要“坚决镇压反革命”。标语的书写者竟是地委机关里的一些干部。湖南省的传言中，有一种说法借用邓小平对“文革”的形容，说三中全会后“短短这一段时间，也是一场浩劫”。还有人说，“中国将在混乱之中前进，好像电影《逆风千里》一样”。这电影说的是一支军队如何在极为恶劣的气候里与敌人作战的故事，这些人借此来形容新的时代。可见确有不少人对邓小平的主张怀着深深的不满，等待着再一次“变天”。

事情有些稀奇古怪。沉寂了两年的中国，如今居然在一夜之间就急剧地旋转起来，每一个人又都忍不住要将满腹智慧一吐为快。那一年的年初，似乎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站在街上拥挤的人群里面，大发议论；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当作讲坛。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讲坛是由当代中国一群最著名的文人开辟的。

文人们现在要把思想解放的成果再行扩大。他们对“两个凡是”的初次打击居然获胜，这是从未有过的战绩。看来乘胜前进是必要的。l月18日，文人们聚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学术理论界、文学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里几乎所有有点名气的人都来了。这可真是一个理论的春天，只不过，会议的名称有点怪：理论工作务虚会。

会议看来具有某些官方色彩。其最初酝酿是在党的政治局中，由叶剑英提议，而由胡耀邦全力推动。但是数百名与会者却是形形色色。这些人满怀豪情整整说了一个春天，直到4月3日才算完事。《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在十年后还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路线的大转折；务虚会是理论上的大突破”，而且，他还找了一句培根的名言来歌颂这个春天的价值：“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

他的激动乃是由于这些人对中国既成的理论体系发起了范围更加广大的冲击。其矛头之尖利，已由马沛文所开出的一个长长的序列加以证实：

革命经常被滥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应该抛弃；

文化大革命是武化大破坏，没有一点文化的味道；

毛泽东的错误千真万确，批评毛泽东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条恶性发展的左倾路线；

必须废除领袖终身制；

不是人民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

指定接班人是一个历史的倒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

人治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靠不住；

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法院只服从法律；

反对“协商最好”，应为民主选举恢复名誉；

警惕封建复辟，“四人帮”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

“建党大纲”完全错误；

反右斗争是一大政治失误；

不应有思想犯、言论犯、政治犯；

应给刘少奇平反；

发扬民主不是恩赐；

经济的问题，根子是国家所有制；

不应再给现代化贴什么“主义”的标签；

国家盲目的计划，危害不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愚昧无知的保密制度应当废除；

破除理论工作中的奴才气；

党的领导人的见解也只是一家之言，可以反对；

反对理论恶霸；

……

会议后期，邓小平发表一篇讲话，此文后来录于《邓小平文选》，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讲话震动了全中国，其影响之大，并不亚于“两个凡是”的破产。对这些表述的毁誉均极为鲜明，从此各色人等为此嫌隙丛生，难以弥合。不过，那是今后的事了。但在当时有一件事非常令人奇怪，这些最优秀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用了这么多的时间，说了这么多的事情，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提到农民的饥饿，以及农村里的“包产到户”呢？看来，当日这些人思想无论多么解放，还是对乡下的事情了解不够，估计不足。

就在这时候，京城里面聚集了另一群年轻的理论家。这些人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民主思想而无既得利益。但是当时这些人还只是一些民间的清谈家，在他们所谈论的种种宏图大略中，有一个今天看来颇值回味：

我们的国家一定要有根本的政治变革，可是又从什么地方开始做起呢？

——他们说，要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入手。

经济体制的改革又当从何处做起？

——他们说，从改变计划体制入手。

然而计划体制庞大无比，又当从何处做起？

——他们说，从改变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做起。

统购统销又当怎样改变？

——他们说，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人民公社又怎样改变呢？

——他们说，从农村里面实际变革进程开始，也即推动“包产到户”。

官方发动的解放思想的潮头刚刚过去，民间理论家们的设计已令人惊讶地预示了我们的国家在未来十年所经历的改革过程。不过，在1979年的这个春天，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理论家们，都还没有足够的智慧预见到下面一个事实：在已经开始的一年中，真正改变中国方向的事情不是文人的理论，而是农民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