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心志求索刘伯承在成都养伤期间，心里苦闷烦恼，闭门谢客。

只感到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清朝皇帝，又出现了袁世凯、曹锟、吴佩孚等一个又一个封建军阀，徒有民国的虚名，谈不到民国的实质。

他清醒地认识到：军阀混战此起彼伏，省与省之间，一省之内甚至一个军系之内，明争暗斗，日甚一日。

而争斗的出发点说穿了就是争夺兵权和地盘。

混战导致了国家四分五裂，帝国主义从中渔利，人民仍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中。

面对冷酷的现实，刘伯承对友人透露了自己的观点：看来三民主义还是无法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救国救民之道在哪里?中国向何处去?他为这些重大问题而思索着，养伤实际上是在寻觅一条新的救国道路。

刘伯承离开后，作为熊克武支柱的第二混成旅军心涣散，中下层军官纷纷出走，频频失利，最后竟剩下不到一营兵力了。

当熊克武屡屡派大员促请刘伯承重返军旅，收拾残局，都被他坚决谢绝，刘伯承坦陈道：“伯承从军是为救国救民，决意不在去为某些人争夺地盘卖命了。”

正当刘伯承探索新路的时刻，他遇见了分别三年的吴玉章，此时，吴玉章已是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刘伯承向来敬重这位有胆量有学问并有丰富革命实践的学长，通过同吴玉章的交往，结识了杨公。

从此，他又受到了新的启发。

比刘伯承年轻6岁的杨公，17岁开始参加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岁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22岁他回国返川。

从此他一面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一面进行革命的组织工作。

他同刘伯承结识，从相互切磋、交谈当前国家大事和人民要求中，并由刘伯承的12年军旅生涯中，认识到他是一位杰出人物，他在日记上写道：“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可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

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情感来，但我已决意与他长久交好，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

真诚又热情的杨公，向刘伯承毫无隐瞒地讲述了进步的新思潮，给刘伯承留下了深深的好印象。

杨公认定：“社会的过程，有自然的规律。”

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已陷于半殖民地的状态了。

国内的军阀，无论哪一个后面都有帝国主义在作背景，此扑后起，混战不休。”

这有助于刘伯承了解军阀混战的根子所在。

杨公剖析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表示自己“奋斗的雄心油然而生，内心的信仰更加坚决。

”他对军阀不抱幻想，而且指出军阀“外强中干”，是能够打倒的。

这个观点引起刘伯承的共鸣。

刘伯承听到杨公说了他也具有的同样认识：“我是认定军阀自身有绝大的矛盾，不久自然要崩溃的。”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在预备与军阀作决斗的人才和工具，不再希冀他们大人先生们垂怜我们。”

杨公主张：“我们目前须要努力在宣传和组织两样工作上，尤其要使敌我界限分明，要向左转走，要向民间去才有办法。

换句话说，就是要以民众为后援，尤其是无产阶级，不然谈不上革命。”

1923年冬，杨公与吴玉章在成都秘密建立了“中国YC团(中国青年共产党)”。

次年1月，杨公曾就加入组织事向刘伯承征求意见。

刘伯承坦率地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

因为我对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刘伯承考虑参加革命组织的慎重态度，使杨公深为感动，“最是使人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