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的意图是想到湘西根据地和二、六军团会师。

但这意图被敌识破，敌人层层设防。

12月红军到达贵州东部地区(黎平、施秉)，博古仍然想到湘西去，遭到大多数同志反对。

此时部队混乱现象严重，即在此休整3天，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

部队在遵义休整了十几天(八军团在黎平即并入五军团，教导师并入一、三、九军团)。

博古等有个错误观点，认为只有到了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后放下包袱才能打仗，所以一路避战。

就是对孤立的、拖得疲劳不堪的敌军，也未主动反击，只是招架，实质是惊惶失措的退却逃跑。

跑到遵义时，85万多红军剩下3万多人。

1广昌战役后不应再拼，应保守实力，仍拚(高虎脑、万年亭、驿前战斗)。

2转移应给红军必要休整，不给。

3转移应做充分的政治动员，未做。

4转移中完全可以打击追击的敌军，不敢打，一味逃跑，失去在湘南立足的机会，调动敌人、间接保卫中央苏区的机会。

5战略指导机械——在进入湘东(桂东)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敌已知我意图是湘西而层层集兵设防，仍坚持不变——去湘南。

到桂北，直到贵州北部，还想去湘西，战略方针机械。

还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中，大家对三次‘左’倾的打法有意见：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见，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是反革命。

这帽子吓人。

这时，按三次‘左’倾‘绝对正确’的打法，打了败仗，使党和红军遭遇绝大的危险。

大家要求开会。

毛主席为了挽救党的事业，在路上不断进行说服教育，不断和三次‘左’倾斗争。

三次‘左’倾的领导者已没有办法，有的也多少有了点觉悟，而且贵州的军阀力量薄弱，就在遵义开了会(1月17日结束)。

在这个会议上，清算了三次‘左’倾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形势紧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未清算)，重新由毛主席领导军队，在最危险情况下挽救了党。”

刘伯承以具体的事实，阐明了毛主席军事路线的正确性，由此了解到这条正确军事路线是怎样地挽救了党。

同时指出三次“左”倾“推行以公式教条为特征的做法”及其严重的危害。

他提供这份文献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光辉范例，证明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学风、思想路线在极端危险的关头能起到转危为安的伟大作用。

刘伯承实际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他不愧为出色的教育家。

最后的奉献进入20世纪70年代，刘伯承的眼疾又趋严重，视力大为减弱。

但他关心军事院校建设的热忱依然丝毫未减。

1970年5月，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与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

当他知道这个消息，决定把自己所珍藏多年的2000余册军事理论学术著作、教材和书籍，送给军政大学图书馆，让这些宝贵典籍继续为广大教职员工服务。

“九?一三”后，军政大学校长萧克去看望他，刘伯承充满激情地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不行了。

这些教材和书籍留给你们吧。

希望你们把学校办好。”

1972年2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内容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研究加强军队建设的大政方针。

此时，刘伯承给主持人叶剑英写了一封长信，他对叶剑英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我的身体渐趋不好。

但是，从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军队建设出发，凡是他们愿意问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问题，我都以参谋的身份向他们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