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决定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陷于贫穷和苦难中的中国人选择了决死抗战。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八年里，全民觉醒了，中国涌现出无数的英雄人物，那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时代，齐观山这位共产党队伍里的红色摄影师，用镜头和热血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人为生存而战的伟大。

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有个著名的摄影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前前后后共办了八期，使晋察冀军区的每支部队，甚至具体到团里都有了专职摄影员，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知名摄影家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齐观山就是其中之一。

要说这个摄影训练班，就不得不从著名摄影家沙飞说起。沙飞是齐观山的第一位摄影老师，他出生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里，对摄影非常痴迷。家人不理解他，认为摄影是娱乐、是浪费，但沙飞立志要做个进步摄影师。参加八路军后，沙飞成为敌后根据地里少见的知识分子，他被派到《抗敌报》做编辑并且担任新闻摄影。他拍的照片直观、立体，主要记录日军的残暴罪行和八路军抗战的情况，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在前方战士和后方军民中广受欢迎。

当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是颇有儒将风度的聂荣臻将军，他于1939年2月在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创建了新闻摄影科，沙飞担任科长。成立了科室就要培养学员，最开始沙飞是单独授徒，慢慢发觉这样不行，效率低，跟不上摄影科的要求，于是,他开办了训练班，成批地培养摄影战士。

齐观山是1941年开始学习摄影的，是训练班里最早的学员之一。那时他只有16岁，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军期间，他做过排版工人和宣传员，因为读过书，文采又好，所以组织上想把他培养成一个新闻工作者，就让他参加了训练班。

训练班的条件非常艰苦，三十多个学员只有两部相机，齐观山和战友们就轮流使用，整个学习期间只能试拍几张片子。当时的摄影器材来之不易。首先，采购器材非常危险，要穿过日寇的封锁线，有的战士因此牺牲了生命。另外，敌人经常发动扫荡，只要一发现情况，大家就赶紧把相机、底片和报纸印刷设备都藏进墙里。

在这种艰苦条件下，战士们克服了很多困难，边战斗边学习，许多人成长为优秀的摄影记者。齐观山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就开始了实战训练。当时恰逢日军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在一次执行任务时，齐观山和训练队代理队长张进学一起行动，为了减轻队长的负担，年少的齐观山主动要求替张进学背背包。这个背包装着许多珍贵的历史底片，记载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主要活动和白求恩大夫在军区的生活和战斗场景。那时，齐观山是训练班里最小的学员，虽然明白保护这些底片责任重大，但有一天晚上，齐观山实在困极了，就枕着背包睡着了。不料突然发生情况，迷迷糊糊的齐观山爬起来就跑，竟忘了背那个背包。当他发现后，又是心疼又是害怕，禁不住哭了起来。

张进学非常镇定，说：“人在底片在，我们去把背包找回来。”齐观山用力点了点头，他心里想：如果能把背包找回来，就是丢了性命也无所谓。张进学派了一个班，带着齐观山顺原路返回，偷偷摸到了刚才休息的地方，子弹从身边嗖嗖地飞过，他们互相掩护，寻找背包。齐观山凭记忆找到了自己睡觉的地方，一抬头，猛地看见那个绿色的大背包还好好地在那个地方呢。他高兴极了，赶紧将背包抱在怀里，和张进学及战士们一起迅速地转移到了安全地方。事后，张进学将齐观山叫到身边，很严肃地说：“如果你怕我累，就帮我背挎包，我死了，你背底片。”

虽然底片找回来了，但齐观山很自责。在战场上，一时的疏忽可能会给战友们带来很大的危险，而且他也真切地体验到了“人在底片在”这句话的分量。这是晋察冀军区的摄影工作者们要求自己的口号。根据地里的一百多名摄影工作者中，有二十多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齐观山在最初执行任务就真切地体会到了一个摄影工作者的责任。之后的日子里，他更加刻苦敬业，和张进学、罗光达、于舒等人一起成为沙飞最出色的学生和最得力的助手，并在八路军第一个革命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中从事摄影工作，为抗战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