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有悠久的民间交往历史。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民间就有反战人士来到中国，有些人还在战后留了下来，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日本的一些共产主义者很崇拜毛泽东，他们曾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与日本警察搏斗，有的人入狱后仍吟诵着毛泽东的诗词《井冈山》、《长征》等。

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间内，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日关系一时成为外交上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周恩来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外交家，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政策，并亲自领导和推动了中日民间交往的进程。1954年底，日本吉田内阁下台，热心改善中日关系、发展中日贸易的鸠山一郎出任首相。中国和日本的民间交往日渐频繁起来。

1954年7月，以各政党议员和无党派的人士为主的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在这个访华代表团中，有许多知名人士，中曾根康弘和园田直后来还成为日本首相及外相。齐观山对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活动进行了拍摄。

齐观山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对中日之间的这段历史有着很深的体悟。作为一个优秀的摄影记者，他明白：拍外交活动，需要了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照片表现。在接见会上，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合影，他没有把镜头拉远就把二十几个人全部收进来，并将几个日本国会议员汇聚在周总理周围的情形用近景表现出来，突出了周总理那坦然、诚恳的风度，也将日本议员脸上的友好、疑虑和若有所思的神情全部也表现了出来。

从1955年开始，日本的各种代表团频繁来华，中日民间外交创下高潮。这一年，应外交学会邀请，立志于“恢复日中、日苏邦交”的久原房之助率团访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这位久原房之助是孙中山的故交，曾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过130万日元的借款，与中国渊源很深。1937年以后曾经有过支持侵华的言论。日本战败后，他作为战犯嫌疑人被捕，翌年又被禁锢公职，禁止参加政府活动。1951年7月解除禁锢后，他重新进入政界，参加了自由党。之后，组织了“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议会”，并一直致力于促进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工作。

拍摄这样的外宾，表现自然要有所不同。齐观山取景时，不像拍其他外宾，把双方都放在画面的正中央，而是将毛主席放在中间，把久原房之助放在了靠边的位置。考虑到这位外宾的身份和地位，这样拍照比较容易被当时的人们接受。

在这次访华结束后，周恩来送给久原一幅齐白石的画作为留念，并在画上题了“中日友好”四个大字。久原逝世后，这幅画被当做传家宝，传到了他孙子原裕的手上。若干年后，原裕和夫人带着这幅画来到中国，见到了邓颖超。时隔多年，画上“中日友好”四个大字依旧如新，这让邓颖超感慨万千。

在这一年，来华访问的艺术和学术团体也越来越多，中日双方的贸易也发展起来。周恩来曾说：照国民外交的方式搞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总理、外长签字、喝香槟酒了。周总理预料得不错。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首脑终于共同打开了一扇艰难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