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师的番号也有了，听说在海陆丰嘛!”

“我们叫三师也不行，听说琼崖游击队编成三师了!”

大家数来数去，四师的番号就变成自己的了。

于是，经过民主推举，叶镛为师长，袁裕(国平)为党代表，唐澍为师党委书记，王侃予为政治部主任。

全师下属三个团：十团、十一团、十二团。

徐向前被推任为红四师第十团党代表。

向哪里走呢?大家一致认为，花县距离广州很近，不是久留之地。

新师长提议，最好去北江找一师会合。

大家同意，只是不知一师具体方位，随即派出人去侦察。

部队暂时在此休整几日，再决定下一步去向哪里。

花县一带的地主豪绅，趁机驱使民团，每天围攻红四师。

民团在城外呼叫着，放冷枪，闹得战士日夜不安。

派出部队去打，他们跑了，过一会又转回来。

在广州败阵下来，许多人精神沮丧，内心惶惶不安。

吃饭、睡觉都不得安宁，又看不见前景，有的偷偷溜之大吉。

徐向前见民团围攻，向师长说：“讨嫌的民团，非要狠狠教训它一下不可。”

叶镛知道徐向前有实战经验，命令说：“你带部队去打一下吧。”

“好。”

徐向前只说了一个字，带领一个连队出了花县城。

正巧，一群民团又围攻上来，徐向前向战士们说：“追!

对付这群东西，要像打狗一样，一步不退，猛追!”

说罢，带头冲向前去。

民团惊慌而逃。

徐向前率领战士一直追到城郊象山脚下。

在这里，徐向前和程子华相遇了。

程子华是山西解县人，和徐向前算是老乡，1922年考入太原山西国民师范，是晚徐向前三年的校友。

1926年底考入武汉分校，编在第二大队第八队，后随分校编入军官教导团来到广州，参加了武装起义。

在武汉军校，徐向前和程子华虽有一面之识，事过两年，已认不出来了。

程子华却记得这位队长。

见面叙说之后，程子华说：“民团太讨嫌，像疯狗一样，比正规部队都难打。”

徐向前说：“你就用打狗的办法打他!”

大家以为这位党代表说玩笑话。

徐向前却又认真地解释说：“你们在乡下，没见过讨饭的人打狗嘛!

有的人拿个棍，边打边退，那狗总是追咬不放。

也有的人举着棍子，迎上去，追着狗打，狗就逃跑了。”

一番“打狗”的通俗比喻，把程子华和战士们说开了窍。

傍晚，民团又来进攻，红军战士穷追猛打，终于把疯狗似的民团制服了。

两天以后，当红军从花县出发，沿着去从化、龙门到紫金的山路行军时，一些村庄的民团，不但不敢再扰乱，还在村边插上木牌，写着“欢迎来境，欢迎过境”的大字。

此后，在红四师中传颂着徐向前的“打狗战术”。

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城大搜捕，大屠杀。

他们像患了“恐红症”，搜到哪家有条红布、一块红绸子，就抓去审讯；穿红衣裳的新娘子，也被怀疑是“暴徒”。

五天之内杀捕了七千多人。

显然起义军在花县不好继续呆下去，经过师团干部会议决定，红四师奔向东江。

新生的红四师，从失败的战场走下来。

年轻的师长叶镛才20岁。

他虽然上过黄埔军校第三期，在中央独立师和第四军教导团任过连长、营长，可是一下子指挥三个团，实在吃力。

每天吃不好，睡不好。

经和党代表等人商量，行军路上决定了一项人选：调徐向前为师参谋长。

红四师在紫金县境休整数日，奉东江特委的命令，于1928年元旦过后，开抵海丰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