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我怀疑‘交通’搞错了，干吗送一本《牡丹亭》来呀，翻开一看……”

“这也是自作聪明”，杨殷说，“若是被检查，傻瓜才只看书皮呀!

现在的形势下，最怕的是内部出问题。”

杨殷最后告诉徐向前：军委决定，派你同桂步蟾去鄂东北工作。

并说，鄂东北就在大别山区。

那里已有一小块红色区域，有一支红军，人数不多，是红三十一师。

徐向前听了，不知该说什么。

他原想回北方搞兵运，也没想过留在城市搞地下工作。

他认定，带兵打仗是他这一生中选定的职业。

他猜想中央可能派他去做军事工作，却没想到去大别山区!

他喜欢山。

在他的家乡往北，层层是山，一直延绵到五台山里五个峰。

他住黄埔军校，在山凹凹里；广州起义，他参加作战的是越秀山；在东江最后的七八个月，每天吃在山里，睡在山里。

他和山结下了姻缘。

更重要的是，他从东江游击战中领会到山地便于打游击。

敌人来了，爬上一个山头，等于多了一个营连的兵力。

“我服从军委的决定。”

徐向前不多思考，“只是对鄂东北、大别山那一带不熟悉。”

杨殷满意徐向前的爽快。

又和桂步蟾交谈了几句，站起身，伸出手和徐向前、桂步蟾告别，深情地说：“路上注意安全，从那边来人给你们带路，很快起程。”

“明天就走!”

徐向前说。

他在亭子间住腻了，恨不得立刻飞出这鸟笼似的小屋。

徐向前急于奔赴战场，杨殷十分高兴。

他连说两声：“再见!

再见!”

人生交往中，都习惯了“再见”这句道别的话，在有些人，今天说“再见”，明天、后天或几个月、几年真的再相逢了；可是革命人，往往一声“再见”，却成为永远的诀别。

徐向前和桂步蟾，离开上海两个多月后——1929年8月24日，上海地下党发生了一起被叛徒出卖的事件：杨殷、彭湃等，在沪西区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参加会议，被叛徒白鑫出卖被捕。

8月30日，杨殷、彭湃等四人，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英勇就义。

那个叛徒白鑫，曾和徐向前在红四师一块共过事。

广州起义失败在花县改编时，白鑫是十团团长，徐向前为党代表。

刚到一块工作，徐向前对白鑫挺尊重，只是看不惯他的作风，很快又发觉这位团长身上带着很多银元，谈话中一提到女人和吃喝，兴趣特别浓厚。

打起仗来，不是找不着他，就是他要别人带队冲锋。

他贪生怕死，根本不像个共产党员。

徐向前曾向师党委提议，这样的人不能当团长，也不配做共产党员。

后来他从东江溜回上海，居然混进了江苏省委。

这可耻的叛徒，那天借在他家开会的机会，告密出卖了杨殷等党内重要的负责人。

为了保卫上海党组织，惩办叛徒，1929年11月11日，上海党中央特科经过周密安排，在白鑫家门口将其击毙，可耻的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为着永久的纪念，在徐向前征战的大别山区和江西中央根据地创办的红军学校，特命名为“彭杨军校”。

以彭湃、杨殷的革命精神，培育着一批又一批红军干部。

1929年6月初，徐向前和桂步蟾来到了黄安县的箭厂河村。

他们从上海一路来，先是乘船到武汉，而后又乘车、步行。

一路之上，穿过国民党军警层层哨卡，却没遇到多少麻烦。

除了他们化装化得像商人，还得力于何玉琳路熟、机灵。

他多次从这条路到上海党中央机关汇报，是位出色的“大交通”。

一路上，何玉琳不断介绍鄂东北历史情况、风俗人情、党政工作、红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