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人，徐向前有些认识，有的头一次听说大名。

秘书倒比首长知道多，解释着哪些人是干什么的，哪些人的经历。

有几位说不出来，又打电话询问总政干部部，好一番用心，徐向前这位即将上任的“组长”，才搞清他手下的那些将是什么人。

此时，他关心的，不是这个新机构的成员，是全军的战备，是如何保护大批干部。

思虑许久，他口述了三条意见：第一、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代表座谈，交代一下政策；第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

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不行。

尤其是海、空军，担负保卫海空防的任务，要随时准备战斗，指挥失灵了不好。

现在有些机关干部，要求成立“战斗组织”，机关如果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

第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内讲一讲。

北京军区抓了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也把刘震、成钧、何廷一抓走。

这个问题应研究解决，否则大家没底。

口述完三条，徐向前站立起来。

来回在办公室踱着步。

他似乎意识到，这些话，偏于“右”了，而不是“破”字当头，送出去有的人会不高兴。

既然要他当这个组长，征求他的意见，这几天心里琢磨的话，应该讲出来。

他从不做只在文件上划圈的领导。

为不使人误解，他最后又口述：“总之，我的意思，部队要保持稳定，要有党的领导。”

第二天，1967年1月11日，中央批准、军委通过的全军新的“文革小组”名单正式公布。

“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当面又表示过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将。

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多年生病的老元帅，被卷进历史的漩涡。

夜会林彪争得个“八条”“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是说得意的新官。

徐向前这位被硬拉上马的“组长”，上任以后，就如同坐上一座火山。

不必他这个新官去点火，他和他手下的小组成员，每天日夜奔跑着“救火”。

全国陷入一片混乱的1967年。

在军队中，院校和文体单位的“造反派”，仿效地方上造反的方法，也纷纷夺权。

这一派“战斗队”先夺了权，抢走公章、改换办公室；另一派的“战斗队”反夺权。

于是，两派群众开始武斗。

从争公章发展到争揪领导干部。

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和各军兵种、军种机关和大军区、省军区被冲击。

来北京“上访”的群众组织代表，日夜包围着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公地点，静坐、呼喊：“我们要见徐向前!”

“我们要见徐向前!”

“……”

柳荫街一条小胡同里原来不引人注目的大门——徐向前元帅府，日夜被上访的人群、“造反派”的队伍包围着。

徐向前按照毛泽东“不要害怕群众”的教导，抱着多病的身体，每天从早到晚接见群众。

他本来是言语不多的人，面对着那一批批“小将”激烈而强词夺理的喊叫，他有时也大动肝火。

无法无天的“造反派”，眼里已无元帅与士兵的区别。

有的和他争，有的和他吵。

几阵闹过，年过65岁的老帅，回到屋里连饭都吃不下了。

而且是“言多必失”，有些话被“造反派”抓住把柄，纠缠不放，状告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去了。

“向前同志，你身体还好啊?”

一次开完会，周恩来走到徐向前身旁问。

“好，好。”

徐向前回答总理。

“只是每天被这派、那派闹得睡不好。”

“你和他们打交道啊，要掌握八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