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林彪批示：“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不知道毛泽东和林彪为何做这样的批示。

这可能是“保”徐向前的一种表示。

不然，全军文革已名存实亡，还要他这个组长做什么?徐向前想继续挂着名，倒比撤职查办日子好过些。

谁知，1968年3月，一天夜晚，徐向前家的电话突然全被切断，守门的卫兵换掉，顿时气氛十分紧张。

全家人都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两天，徐向前才弄明白：住在他家隔壁的邻居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抓。

林彪和江青一伙人策划了一个所谓的“杨余傅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进行“反革命活动”。

接着再次“炮轰”、“火烧”“二月逆流”的成员，指责徐向前等人是“杨余傅”的“黑后台”。

接着，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

徐向前和几位老帅停发文件，不能过问军委的事情。

所谓“二月逆流”成员的一批人，处境一天天变得更加艰难。

有的被彻底打倒，有的“烧而未焦”，徐向前属于后者。

但他的日子不好过，开会时，几位“老帅”坐在后排，老友见面，话都不敢多一句。

在196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公开宣布：“二月逆流”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的。

大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出席会议的仅59人，不足应出席人数的1/3。

而列席会议准备当中央委员的风云人物却达74人。

这种历史上罕见的党的会议，使徐向前感到，更大的灾难会临头了。

林彪大会点名批判“二月逆流”，小会分组批斗“二月逆流”的成员。

徐向前被编入第五小组，黄永胜、姚文元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参加这个小组。

“他们把历史上张国焘的事，西路军的事，与‘文化大革命’里的事联系起来，要给我算总账。

黄永胜狂妄至极，不仅诬蔑我是‘张国焘路线的主谋者之一’、‘刘邓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反党反毛主席’、‘宗派主义’、‘军阀主义’，而且恶毒攻击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同志。

邱会作赤膊上阵，咬牙切齿，一再发言、插话，说我是‘有意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击革命领导干部的凶手’、‘造成总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灾难’。

他还不伦不类，抬出江青和我对比，肉麻地吹捧她。

……质问我为什么要率四方面军渡河西进?为什么要‘反党乱军’，支持陈再道和‘百万雄师’?我天天晚上去开会，在那里一坐，静听‘揭发批判’，懒得理他们。

没有办法，他们就念语录，还威胁说：‘你徐向前再不老实，就叫红卫兵来!

’‘你再不说话，就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那时一弄就是大半夜，害得我回来没法睡觉，头痛加剧，深感体力不支。

我向黄永胜请假，说准备写检讨，黄永胜不准。

十多天下来，我就像害了场大病似的。”

徐老帅后来写道。

想不到，大会闭幕时，毛泽东为“二月逆流”说了好话。

他一方面说“二月逆流”的事过去不大了解，另一方面又说，这些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有意见公开讲出来是党的生活所允许的，不是秘密活动，应该参加“九大”。

毛主席这番话，对陷入“二月逆流”冤案的人是个解放。

不然他们连参加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资格都没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十二中全会向全军传达，张春桥在《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仍点了“二月逆流”一些人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