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延安电影团正式成立。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了电影团的团长，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李肃负责政治与组织工作，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编导），吴印咸和徐肖冰担任摄影。另外又从抗大的学生中调来叶仓林和魏起。全团中只有袁牧之、吴印咸和徐肖冰三个人是搞过电影的。

为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电影团的人们需要分头到前线去拍摄战斗场面。出发前，一直支持电影团工作的毛泽东特意接见了他们。得知这个消息时，大伙儿的心情非常激动，徐肖冰兴奋得连照相机都忘了带，就到主席那儿去了。毛泽东留大家吃了一顿令人终生难忘的午饭。第二天，徐肖冰和同事们用毛驴驮着仅有的两架摄影机离开了延安。

经过十余天的艰难跋涉，电影团到达了晋西北根据地，时任120师师长的贺龙热情接待了他们。当贺龙看到这个用毛驴背东西的电影团时，这位身经百战、粗犷豪放的将军，立即从有限的战马中拨出几匹送给了电影团，并派队伍保护着电影团，穿越日军设在晋西北与晋察冀两个根据地之间的封锁线。

徐肖冰带着一个通讯员，用马驮着摄影器械，去冀中根据地拍了两个多月，然后又到了太行山武乡县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这里周围都是山，当时，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杨尚昆等都在这一带。

在这些领导人里，可能说话最少的就数邓小平了，他平时沉默寡言，对照相也不感兴趣。

由于当时的拍摄条件比较差，只有一台摄影机，徐肖冰一个人拍，有时拍一次还不一定能成功；有时一个动作拍一个角度不够，还要从别的角度再来一次。比如打电话，可能徐肖冰第一次只拍了电话机，第二遍才拍打电话的人，这样就要让打电话的人再打一次电话，领导人的时间都很宝贵，那些领导被徐肖冰“指挥”得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在军用地图前表演作战部署，一会儿又换换位置。总之，同样的动作，让他们做好几遍。就是专业演员也有为反复折腾而烦的时候，更何况所摄对象是当时身负重任的将军们。

终于，有人抗议了，那就是邓小平。徐肖冰开始给他拍的时候，他很拘谨，拍着拍着他就烦了。他大声说，“把我们平常工作的场面拍下来不是很自然吗？现在，重复的东西太多，表演的东西太多，很不自然，你们这是搞什么嘛？拍一点儿不就行了吗？”幸亏当时有刘伯承圆场，要不，徐肖冰可能就下不了台了。

刘伯承的话说得非常有意思。他说：“不拍不知道，一拍吓一跳。原来拍个电影这么麻烦，看来我们这些人是做不了演员了。不过小平啊，你别着急，他们是为了把我们拍得漂亮一点儿，要不，我们这些人本来就让人害怕，再马马虎虎地拍，还有谁敢看我们？自然而然，其实不然。”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徐肖冰曾经拍过一张《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在“百团大战”战后总结会上讲话》的照片，这张照片因为人物大多处于阴影之中，所以给人印象不是很深刻。刘伯承最讲战术，他给自己的战士讲解也通俗易懂，他给训练班的学员上课时，先讲来上课的路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早饭后他和李达骑马到这里来，李达的坐骑突然受惊狂奔，他的马也受了感染，嘶叫着四蹄乱蹦，拼命飞奔。两个人使劲勒住缰绳，马跑了一里多地才停下来，两个人都莫名其妙。等警卫员追上来，才揭开谜底：原来是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叮着马屁股蛰。黄蜂虽然小，威力却不可小觑。俗话说：无角的绵羊受欺压，有螫的黄蜂不可侮。这就是游击战术，你跑吧，它顺风追，时不时蛰你一下；你回头打它吧，它又鬼精灵地飞开了，叫你毫无办法。这就是说我们要以精干的兵力，袭击敌人尾部，袭击敌人的侧翼，也袭击敌人不备的地方，蛰它一下再跑，再寻找时机蛰它，顾名思义，我们把这种战术叫做“黄蜂战术”。刘伯承的肚子里总是装着无数的锦囊妙计，让听的人非常入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