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克武一走，在湘西的建国军只剩了贺龙的一个师，是战还是和，对贺龙和赵恒惕都面临两种选择。

津澧地区是鱼米之乡，北邻湖北，南接常德，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战略地位重要，如贺部留驻湘西，就让拥护广东革命政府的革命军在湖南安了个钉子，但是，如果真要打，也困难重重。

因为贺龙的部队是湘西人民的子弟兵，深得百姓的拥护，而且有万余之众，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贺龙足智多谋，骁勇善战。

再者，湘军3个主力师正在与湘西的蔡矩猷作战，抽不出兵力，真的打起来，很难有取胜的把握。

故究竟是战是和，赵恒惕举棋不定。

对贺龙而言，如果要打，只能孤军奋战，实是下策。

为此他决定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采用备战求和的方针，并公开发表留湘通电，指出：当初“应川军石青阳之请，率部援川，大小数百战，为时逾三载。

去岁师次铜仁，请命还湘。

随熊克武北伐，假道湘中，师从转战，负弩前驱，作战弥月，始达津澧，半载屯兵，毫无进展。

北伐之事无期，桑梓之祸日炽，民困难苏，报国既难如愿，害民尤所痛心……根据本部全体官佐迭次联袂环叩，涕泣请命……实行还湘，保卫桑梓。”

赵恒惕要驱逐的是川军，而贺龙原本是援川的湘军，湘军还湘，名正言顺。

贺龙在留湘通电中，力陈返湘的原委，留湘的理由，有理有据，合理合法，无可挑剔。

加之在湖南政府内部有不少贺龙的朋友，他们为贺龙说话，有的还推荐他担任澧州镇守使。

而且贺龙雄踞津澧，已是既成事实，用武力解决又力不从心。

赵恒惕反复权衡利害得失，不得不面对现实，同意贺龙留湘，以湖南省政府名义，任命贺龙为澧州镇守使。

1925年4月15日，29岁的贺龙通电就任澧州镇守使，统管湘西临澧、澧县、石门、慈利、大庸、永顺、桑植等7县。

赵恒惕对贺龙的任命本非所愿，所以千方百计地限制、削弱贺龙的权力。

首先，他把原来的“常澧镇守使”，改为“澧州镇守使”，缩小其管辖范围，把洞庭湖畔盛产粮食的鱼米之乡安乡县划出去，企图切断贺龙的粮源；其次，派省议员、政客熊贡卿(又名熊瑞龄)，长驻澧州镇守使署，监视贺龙的行动，后来此人投靠了蒋介石；又将其亲信刘的第二师，部署在津澧附近的安乡，在军事上加强监视和防备；赵恒惕还提出，由省政府负责征收津澧7县的税收，被贺龙拒绝，没有得逞。

贺龙对“镇守使”这顶乌纱帽并不感兴趣。

他对部下说：“中国的镇守使多得很，连北京政府都不知道封了多少。

他们把你没办法了，就给你一顶镇守使的乌纱帽，他们要是能吃掉你，大概连骨头都嚼成渣渣了。

我这个镇守使是拿枪杆子打出来的!”其实“这样不值钱的镇守使，谁都可以当。”

但是，镇守使毕竟是一个有职有权的职位。

贺龙决定既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他要扎扎实实地为老百姓办几件实事，救民于水火，“不冤枉当镇守使一场”。

于是，就对所属7县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治理。

首先，他亲自率领部队，消灭辖区内原常澧镇守使唐荣阳的残余力量，唐荣阳只身逃往武汉，部队全部土崩瓦解。

接着，贺龙又解决了其他游杂武装，剿清土匪，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大庸县匪首刘钧之，击毙石门匪首王凤仙等，从而使社会秩序有了明显的好转，人心安定。

随后，他大力整治贪官污吏，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大地主和大奸商，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救助鳏寡老人和妇女儿童；召开隶属各县的救灾赈荒的善后会议，通过“买谷备荒”和“劝种杂粮”等决定，组织老百姓生产自救，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和扩大“九澧贫民工厂”(后改为“九澧平民工厂”)，吸收城市失业贫民和流入城市的灾民进厂，发展工业生产；整顿金融，取缔唐荣阳滥发的九澧纸币，稳定物价；严厉打击毒品买卖；裁减各县的冗员，整顿地方武装，缩小编制，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发展教育事业，大力培养人才；加强基本建设，派出部队，帮助地方修筑道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