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会师，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红三军因同中央联系不上，对夏曦的错误领导长期得不到纠正，迫切希望在同六军团会师后，能沟通同中央的直接联系，并在中央的指导下，纠正由夏曦造成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党和军队等方面的错误。

红六军团经过长途征战，极度疲劳，减员很大，处境困难，也迫切需要和红三军会师，有个落脚点进行休整补充，以利再战。

两军的会师，为解决各自存在的迫切问题，创造了条件。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两军领导，对这次会师极为重视。

会师后，两军指战员欢欣鼓舞，互相帮助，表现了高度无产阶级友爱精神和党的原则性。

因此，人们把两军此次会师，称为“模范的会师”。

两军会师时，总兵力为七千七百余人，其中红三军有四千四百余人，红六军团有三千三百余人。

会师后，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兼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

原红七师、九师，改为四师、六师。

中革军委还指出，在二、六军团一起行动时，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同时组织黔川湘边军区，贺龙、任弼时兼任司令员和政委。

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任弼时、肖克、王震的建议，撤销了夏曦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省军委主席的职务，并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

在红二、六军团会师之前，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已于10月10日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要求红二、六军团进行配合。

中革军委在二、六军团会师的前两天，即10月22日电令红六军团：向印江、松桃间前进，在该地区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络，并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区建立苏区，开展游击战争。

24日两军会师后，如何配合红一方面军行动，成了两军团领导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天，他们向中革军委报告了黔东苏区的情况，提出“以目前敌情和二、六军团的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城、松桃、凤凰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两军团领导到南腰界后，再次开会，进一步研究当面情况和今后行动方针。

贺龙说：“乾城、凤凰是陈渠珍的老窝，他盘踞在那里几十年，盘根错节，根深蒂固。

此人颇有头脑，也会用兵，一心想当湘西的土皇帝。

他怕蒋介石、何键吃掉他。

我们不主动打他，他也不会拼血本和我们打的。

我们若到他老窝里去捅上一刀，他当然要拼老命喽。

而且那里是苗族同胞聚居地区，长期形成的与汉族之间隔阂较深。

那里还保持着从前清遗留下来的‘屯田养兵’制度，民间有枪上万支。

依我看，到那些地方活动很困难。

六军团只有三千多人，单独去是打不赢的，难于立足。

如果两个军团去湘西北的桑植、大庸、永顺、石门、慈利一带，情况就不一样了。

那里不是陈渠珍的老地盘，而是湘鄂西根据地的一部分，群众支持我们党和红军。

该地区位于湘、鄂、川、黔交界，地理位置和地形对我也有利。

加之湖南的国民党正全力在湘南阻截红一方面军，那里兵力空虚。

所以，我们出兵湘西北，可以把湖南、湖北的大批敌人吸引过来，牵制住，就能够支援一方面军。

我们把这批敌人背过来，也好让一方面军肩上轻一些嘛!”贺龙对湘西地区的情况非常熟悉，对陈渠珍的政治野心、性格特点了如指掌，所以他对情况分析得非常透彻，很有说服力。

两军领导都赞成他的看法。

任弼时问：“去打得赢吗?”

贺龙很有把握地说：“一个军团去不行，两个军团一块去打得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