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抓住时机，果断地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术，从郭汝栋和樊嵩甫两个纵队之间向西北急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再兼程南进，在昭通、威宁之间穿过滇军孙渡纵队的防线，挥戈直捣滇东。

在贺龙指挥下，红二、六军团在云贵高原的乌蒙山中，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辗转数千里的大回旋战，是红军军史上的一大壮举。

人们无不被贺龙高超的指挥艺术所折服。

在三个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在保安与红二、四方面军的部分领导人会晤时，也给予高度评价。

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

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

3月22日，红二、六军团进至滇东的宣威地区。

在消灭滇军一部后，月底到达位于南北盘江之间的盘县、亦资孔地区。

这时，周围第一线之国民党军只有五十多个团，而且已被红军拖得精疲力竭，士气低落。

滇军距红军虽近，但力量单薄，而且与蒋介石同床异梦，不敢冒进。

红二、六军团还具有相当长征开始时的实力，而且在几个月的运动战中得到了锤炼和提高。

进入滇东后，生活得到了改善。

贺龙和任弼时等领导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以及所在地的政治、经济和地理条件，准备在盘县一带建立根据地。

贺龙认为：红一、四方面军已退到长江以北，但从整个革命的战略布局考虑，长江以南保存一支主力红军，与长江以北的红一、四方面军相呼应，无疑对今后全国革命局势的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在此时，接到朱德、张国焘来电指示，建议“在旧历3月水涨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总部会合，但又说“如果你们并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

他们对红二、六军团究竟是渡过金沙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还是仍留在川黔滇边活动，没有肯定的意见。

为弄清总部的真实意图，贺龙、任弼时等于2月29日致电朱、张。

在汇报了红二、六军团当前的境况后，请示道：“我军究竟应以此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请军委决定。”

第二天，他们就收到朱、张的回电，倾向红二、六军团北上与之会师。

据此，贺龙主持军委分会开会，经慎重研究，最后决定：争取经普渡河在元谋渡过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3月31日，红二、六军团离开盘县，向普渡河急进。

蒋介石认为，贺龙之“目的仍在会理、西昌”。

急忙调整部署，组织滇黔“剿匪军总司令部”，任命云南省主席龙云为总司令，又派顾祝同去昆明代蒋介石坐镇指挥。

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进军神速，4月6日攻占了云南的寻甸。

龙云急令滇军一部赶到普渡铁索桥两岸防堵，又命滇军主力孙渡纵队拼命追击。

当红军一部于8日拂晓赶到普渡河时，渡口已被滇军控制，在此渡江已不可能，而且金沙江北岸的川军已加强了防堵，后面的湘、黔和中央军也陆续赶上来，不利于红二、六军团在元谋渡江北上。

贺龙认为，当前最大的威胁是滇军，如果不阻止其追击，红军就可能陷入被敌四面包围，前后夹击的险境。

在这关键时刻，贺龙审时度势，决定改变原来的行动计划。

他在4月9日主持的军委分会会议上提出，为阻止滇军的追击，采用“攻其必救”的战术，佯攻昆明，以调动敌人。

他说：“龙云把老本都掏出来押在普渡河，昆明变成了一座空城。

他唱空城计，我们又不是司马懿，没那么胆小，我们就打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