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听海淀区人武部干部说，有些大学的学生到农村去搞“四清”，有些空房子。

卫戍区找房的干部就到北大、人大、石油学院和农业大学去联系。

当时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认为军队进驻学校不太合适，但部队住房确有困难，同意暂借部分空房。

北京大学也同意借出部分空房。

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知道后，认为部队驻学校不合适，决定不驻学校。

最后，这个部队驻到了郊区一个靶场。

本来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康生硬把它说成是彭真和贺龙调动部队搞“兵变”的政治事件。

北京卫戍区听到康生7月27在北师大讲“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事后，认为事情重大，即派人进行认真调查，并于7月29日向康生写了一个正式报告，说明卫戍区曾打算向北大和人大租借房子的真相，根本不存在“二月兵变”问题。

8月2日，邓小平到人大参加群众大会，有人向他递条子问：“‘二月兵变’的问题，你知道不知道?”

当时，邓小平的处境已十分困难，但他无畏地站出来，说：“这个二月军事政变的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给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

接着他又十分肯定地讲：“我郑重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

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再谈这个问题了。”

陶铸也在会上明确指出：没有“二月兵变”这件事。

自从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后，贺龙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而且1966年2月正在广州休养。

他怎么调动部队?特别是在当时“文革”非常时期，在首都北京不要说调动一个建制团，就是只调动一个营，甚至一个建制连进城，也必须由毛泽东亲自批准。

在邓小平、北京卫戍区澄清了事实真相后，康生继续在群众中煽动，后来他又向“贺龙专案组”布置，将“二月兵变”作为贺龙的现行问题进行清查，对有关人员进行逼供信。

这足以证明，康生捏造“二月兵变”的谎言，完全是出于迫害贺龙，向林彪邀宠的政治需要。

康生捏造的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谎言出笼后，社会上立即掀起了打倒贺龙的高潮。

林彪见整贺龙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亲自出面策划一系列活动。

林彪要打倒贺龙，是有深刻历史渊源的。

从历史上讲，1942年，贺龙从晋绥军区调到延安，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

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林彪在遵义会议时表面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林彪又不顾大局，对毛泽东提出留一部分兵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林彪还曾说，同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等等。

不料毛泽东同贺龙的这次谈话，很快被林彪知道了。

这件事，从此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同时，贺龙和林彪对建军治军的思想和做法上也不同，甚至大相径庭。

林彪鼓吹“突出政治”，“四个第一”；在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认为政治好一切都好，因此“政治可以冲击一切”。

贺龙反对搞空头政治。

他认为政治既是统帅又是保障，政治不能代替一切，也不能冲击一切。

主张既要重视并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组织官兵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贯彻。

但是，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肩负着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还必须有良好的军事装备，过硬的军事技术和业务水平。

因此，贺龙在国防建设中，除加强部队的政治建设外，根据毛泽东“抓两头”的指示，既抓国防工业，建设一个独立完整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不断研制、生产先进的武器装备，装备部队，同时抓好武装力量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