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上，贺龙的伙食本来就很差，搬到山下后就更差了。

两个圆形的小饭盒，一个盛浅浅的一点饭，一个盛菜，通常是见不到一点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萝卜，或者是像甘蔗皮一样咬不动的老豆角。

饭菜不仅数量少，质量尤其差，营养缺乏，使贺龙的糖尿病失去了控制，饥饿难忍。

为此，薛明千方百计地到厨房拿了些白菜和盐，放在盆里做腌泡菜，后来，白菜拿不到了，就在园子里找野菜给他充饥，但终究无法解决贺龙的营养不足问题，眼看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虚弱，脚气感染越来越严重，步履艰难，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贺龙早看清林彪一伙的险恶居心，愤怒地说：“他们硬是想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

由于贺龙身体太虚弱了，感到疲乏、心慌、头昏、失眠、心律失常……1968年3月下旬终于病倒了，患了脑缺血失语症，被送进了北京卫戍区某医院。

遵照林彪、江青一伙关于“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接诊医生不仅把贺龙当做敌人，而且完全违背了“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这一医务人员应遵循的基本准则，非但不给贺龙认真看病，反而诬蔑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诈病’可能。”

并在病历上写道：“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他在医嘱这一栏内写了“请经治医生主宰”几个字。

在一次化验时，贺龙不慎将小便倒在瓶子外边，被一个护士骂得狗血喷头。

由于医护人员的敌视，以及种种刁难，贺龙一肚子的气，病还没有好，就出院了。

在西山，贺龙的医疗原由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某营营部的一位姓沈的医生负责。

他对贺龙生活上比较关心，有时悄悄地给买点常备药品和日常生活用的东西，在医疗上也比较认真和用心。

但后来被调走了，换了一个新的“医生”。

1968年底，黄永胜专门把“贺龙专案组”的3个副组长找去，对他们说：中央决定，对一些重要审查对象的吃药问题要加以控制，不能叫他们自己保存药物随便吃。

因为有的已出了问题。

随后他问道：“听说贺龙那里还有不少药?”

“有一些常备的药。”

有一位副组长答道。

“你们要管理控制一下，不然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中央决定给他派一名医生或护士，专门管他吃药问题，把他的药收管起来。

你们回去写个报告送来我们批。”

黄永胜向他们布置。

这3个副组长奉命写了个报告，黄永胜批给北京军区。

北京军区立即从天津某医院调了个姓王“医生”来，这是经过6次“政审”，精心挑选来的。

其实他是神经科的一个男护士，根本不懂得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

很显然，他的任务不是要照顾护理贺龙，而是按照黄永胜的旨意，要把贺龙原来的一些常备药“收管起来”，要从医疗上加紧对贺龙的控制与迫害。

在王护士到北京报到的当天，专案组姓芦的副组长就找他谈话，向他强调说：要站稳立场，提高警惕，划清界线，收缴并控制贺龙的药品。

果然，这位“政治上可靠”，忠于林副统帅的“医生”一来，立即以“组织决定，检查你们自己存放的药物是否变质”为名，把贺龙从家中带去的治疗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和神经衰弱等药品37种共三千多片(粒)全部收走，一粒不剩，甚至把检查糖尿病的试剂也都拿走。

随后，他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每次服药都要在他监视下服用。

而且在贺龙逝世前的半年多时间里，竟连一次血糖也未给检查。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