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整个公司，上上下下，可以说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什么叫做群龙无首，什么叫做树倒猢狲散，什么叫做墙倒众人推，我算是对这些话，有了比字典上的解释，更深入许多的亲身体会。我回来后，不少员工都来向我哭诉，原来他们都受到了恐吓，还有很多人，是被通缉和追捕的，现在还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下落不明。保卫科的一个退伍兵说得更可怕，那天晚上，他刚从工地上巡逻回来，正准备躺在床上休息一会，两名不明身份的人闯进来，指着鼻子大骂：“听说你们都是房秀文的狗腿子，等收拾完了他，再来收拾你。”我的秘书兼司机，更是他们搜捕的重点对象，三路人马，尾追堵截，已经失踪20多天。连千里迢迢来看我的弟弟、外甥、妻子，也进了他们打击的目标，每天换一个地方住，搞得惶惶不可终日。

整个工程与公司，完全陷入了瘫痪状态。很快我们连生活也没有了着落。所有搞实业的人都清楚，公司的资金是没有人放在账上的，都在项目里面，都在工程里面。一旦工程、项目停止，没有变现的能力，公司就失去了生活和生存的来源。

对于这种情况，公司的几个领导，又是伤心，又是愤怒。尤其是我们的赵财务总监，是毛主席从西柏坡进京时，带的那一批中学生，参加过万里同志主持的“十大工程”会战，是李瑞环、张百发的战友，也是我们国家建设部财务司的一代元老。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同志、老革命、老党员，也忍不住热泪盈眶说：“我活了快70岁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可是却没有经历过这么荒唐的事！”

为此，他两次亲笔写信，向自治区、呼市两级政府的负责同志，作了陈述。我们都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能没有说理的地方？

我出来的第二天，为了迅速稳住局面，没有顾得上休息，就立即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会上，大家统一了这么几条认识：一、要挺起胸膛，不能一个个耷拉着个脑袋，要坚信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没有错，我们是清白的；二、要团结战斗，不能自己内部互相猜疑，自乱阵营，自毁长城。要把我们公司一直以来的那种团结，那种凝聚，保持下去；三、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工程，把剩下的所有的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一支“护卫队”，24小时轮流站岗放哨，绝不允许工程受任何损失。

公司面临的问题，依然是非常严峻的，由于失去了变现能力，别说发展了，生存已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连正常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了。到了元旦前夕，正是呼市最冷的时候，护卫队十几个战士，已经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没有棉大衣遮寒，在零下25度左右的情况下，还要站岗放哨，还要维护工地的安全。水、电、煤，什么都没有，一天到晚，就是靠相互之间凑一点钱，去艰难地度日。

由于“内蒙古商品交易中心”项目蕴藏着的极大经济效益，是人人都能看得到的，此时已经成了人们垂涎欲滴的一块“肥肉”，不少心存邪念者在千方百计地盘算怎么才能把它弄到手。还有人告诉我，私下交易已经开始了，“版本”五花八门。甚至传说某领导参与了私下操作，其弟弟要当什么大股东，出任新公司的董事长。而这些行为的一切障碍都来自于我，都跨越不了我这个必须要签字才能生效的法人代表。因此，我的人身安全出现了问题。当时，我们住在内蒙古自治军区后勤部招待所，有人三番五次地到这里进行恐吓，扬言要砸我的“黑砖”，要让我死无藏身之地。我们会计的门上，也挂上了纸条，写着威胁的语言，大意是说：你们进呼市容易，出呼市难，赶紧跑吧！

硬的不行，他们又来“软”的。那一段时间里，经常有人请我吃饭，谈项目的“转让”问题，都答应要给我数额不小的“好处费”。还有人给我“带话”说，只要你离开呼市，只要你不再过问“内蒙古商品交易中心”的事，我们立刻给你500万现金！一天上午，来了个华裔外商，派头挺大，说要对“内蒙古商品交易中心”进行整体包装，拿到境外融资，如果我好好配合，还保留我现在这么多的股份，仍出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如果不配合，他向我透露说：“有些人可能还要把你弄进去，甚至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