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发生全面危机，受到震动和打击的奴隶主、大地主、官员，甚至皇亲国戚也加入了基督教。教会势力迅速扩展，3世纪后期罗马境内约有1800多个教堂，遍及帝国全境。罗马、拜占庭、迦太基、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的教会逐渐发展为所在地区教会的中心，教会的领导权转到了富有者手中。这时，基督教会中出现了一批神学家、著述家和护教学者，其中贡献较大和思想纯正者被尊称为教父。他们竭力宣传帝国和基督教利益的一致性，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白拥戴皇帝，愿为帝国效劳，力图向奴隶主政权靠拢。经过长期的认识和了解，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政策也有了明显的改变，由实行镇压迫害改为采取宽容政策。至此，基督教完全失去被压迫者宗教的性质，成为奴隶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最终实现了基督教与帝国政权的结合。

基督教国教地位的确立

基督教兴起之初，罗马统治者以为它只是犹太教的一支，并未加以取缔，反而给予法律保护。但由于基督教反对罗马统治，不信奉罗马旧神，不崇拜罗马皇帝，因此遭到罗马政府的镇压。克劳狄统治时期曾将基督徒逐出罗马城，64年，尼禄借口罗马大火案对基督教进行大规模迫害，杀死许多基督徒。250年，狄修斯发布敕令对基督教进行迫害，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对基督教徒进行普遍而有组织的迫害。大批基督教徒被迫放弃信仰，脱离教会。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由于基督教在军队和政府中的影响日益扩大，甚至连他的皇后和女儿也与基督教会关系密切，结果他连下四道敕令取缔基督教，大批教徒被杀，教堂被拆毁，教产被没收。

然而，戴克里先及其前任对基督教的敌视和镇压政策，不仅没有将基督教镇压下去，反而使信仰者更甚。到4世纪初，帝国境内信奉基督教的信徒达到600万。基督教不仅在帝国上层迅速发展，而且深入到军队。面对基督教势力的日益增长，罗马统治者逐步认识到基督教这一新生力量有克服帝国思想危机的作用，开始由镇压基督教徒转向利用。311年，罗马皇帝发布宽容基督教徒的敕令。313年，君士坦丁与其助手联合发表《米兰敕令》，正式承认基督教与其它宗教并存，具有合法地位，并归还从前没收的基督教堂和财产。《米兰敕令》是基督教史上的转折点，是帝国对基督教从实行宽容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转为依靠、扶植、利用的标志，从此基督教开始与帝国政权合流。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极大地完善了君主制的政治体制，从传统的多神教向基督教的转变标志着罗马统治者抛弃了传统观念而选择了基督教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这种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比君主制代替共和制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观念和精神上的变化比政治变化更困难，也更深刻。

君士坦丁力图通过与基督教合作来谋求罗马帝国的稳定和统一，因此他又采取许多措施优待教会，由此得到基督教徒的拥护，特别受到东部基督教会的赞赏。323年，君士坦丁颁布法令，在帝国东部扶植基督教。此后，政府官员主要由基督教徒担任。在他的鼓励下，大批民众开始皈依基督教。

在基督教广泛传播的同时，由于教义和组织等方面的不统一，导致教派争端日趋激烈。教会对教义产生严重分歧，主要分为两大派。正统派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同性同体；阿里乌斯派则反对三位一体论，否认基督的神性，主张基督教徒安于清贫，反对教会上层享受特权，聚敛财富，反映了基督教下层教徒的思想。这种教派之争实际上社会斗争的一种反映。

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君士坦丁对教会严加控制。为了使基督教进一步充当帝国的政治思想工具，君士坦丁决定以皇帝的权力来解决基督教内部纷争，帮助教会统一教义和组织。325年，君士坦丁在小亚的尼西亚召集帝国318名主教举行会议。会议说是为“解决教会内各种矛盾”而开，实际上是世俗政权干预和控制教会，并使其成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开始。君士坦丁的宗教顾问何西乌斯主持会议。在君士坦丁的干预下会议制定并通过了统一的尼西亚信条，确认基督与圣父圣灵同体，因此是永恒的，三位一体派被定为正统。尼西亚会议还制定教会法规二十条，肯定主教制，加强主教权力。会议规定按行省划分教区，并赋予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耶路撒冷主教比一般主教更多的权力。会议宣布拒不接受尼西亚信条的阿里乌斯派为“异端”，开除其教籍，其负责人被放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