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没有正面回答。

“那，做啥子事嘛!”

亲友们紧追不放，总想弄个明白，探个究竟。

朱德脑壳里转了再三，觉得还是如实告诉亲人们为好，实话实说吧：“在学堂里当体育教习，就是教体育的老师。”

大家一听是当老师，还是教什么体育的，似懂非懂，也不便再问。

屋里鸦雀无声。

朱德的父亲朱世林，生来就是个急性子，急忙追问：“你再讲讲，你在县里干啥子?”“当体育教习!”

朱德一字一板地说。

“这个体育教习，到底是搞啥子的?管多少人?挣多少钱?”父亲紧紧追问着。

面对着父亲一连串的盘问，朱德不知如何回答为好。

沉默了片刻，觉得还得耐心地向父母和亲朋好友说清楚。

他说：“我们这些农家子弟，在当今社会里是没有什么官好做的。

回到家乡当老师，办教育还是个正道。

体育教习，就是教学生练操、练跑、练武艺，强健身体，卫国卫民……”素来脾气暴躁的父亲再也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气愤地说：“全家老小20来口子，一年360天，起早贪黑不要命地干，10多年来省吃俭用，为的啥子哟!还不是为我们朱家能出个读书人，能谋个一官半职，免得再挨饿，再受气!你可好，说得那么轻巧，当啥子体育教习。

跑呀，跳呀，哪个不会?是人都会，还要得着你教。

你的书统统白念了，我们的血汗也统统白流了!”

平时爱发脾气但话不多的父亲，今天是发了大脾气，讲了一大篇多年来压在心底的话。

然后，他怒气冲冲地跨出家门，直到朱德离开马鞍场时还没回来。

一桌饭菜摆着，大家不欢而散。

母亲既疼爱儿子，也想着全家。

她很想劝劝儿子去县府里说说情，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她搬了一把矮竹椅，独自坐在屋里的小角落里，默默地用衣襟擦着泪水。

第二天，朱德告别母亲和家人去大看望大伯。

没料到父亲也在，是昨天生气后跑来的。

他又耐心地向父亲和大伯作解释，说：“世道在变化，一天一个样子。

就是不废除科举，穷人家的子弟考上了秀才，又能怎样?没钱没势的人家，是进不了官府做事的。

做官要花钱去买，我们花不起这种钱，也决不能去做这种贪官，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

两位老人沉默了，父亲也再没有像昨天那样发火。

因为，昨天夜里，两个老兄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过了：孩子读书回来能做官吗?不能做官，又能干啥子?指望他为朱家做啥子?每年能挣来多少钱?……每道题都解不开。

但有一点似乎想清楚了：朱家无权无势。

那只好认命，命里注定你是四两，你不会有半斤。

这也算是点自我安慰。

何况，孩子回到县上还有一份事做，好歹有碗饭吃，还能挣几个钱，也该满足了。

听朱德这么一解释，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

人穷志不穷，穷也得有骨气。

当个老师总比贪官强百倍。

当老师是行善，贪官是作恶。

想来想去还是支持朱德去当老师，去行善事。

朱德终于说服了家人。

第三天当他离开大去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时，只有伯父一人去送他，送了一程又一程，走了好几里路。

最后，还是朱德再三劝说下，伯父才停下了脚步。

他眼里噙着泪花，很动感情地说：“乡下人晓得的事不多，不晓得的事，过些时日也会慢慢明白过来。

你就放心地去吧!你要照顾好自己，把学堂的娃儿们都教好。

常捎信回来就是了!”

朱德非常感激伯父对他的理解与支持。

他热泪盈眶地对老人说：“放心吧!我会回来看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