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艰辛，朱德回到南溪家中，向亲友们倾述了劫后余生的经历，并决定出国，寻找救国救民之路。

亲人们听到他这个惊人的决定，如同当空响起了一声炸雷，一下都懵了，纷纷劝阻朱德。

这时，惟独他的妻子陈玉珍支持他的决定。

她思想进步，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运动。

1917年6月，朱德同她相识后结婚。

这时，护国军改编，朱德所部改编为云南陆军第七师第十三旅步兵第二十五团，他任团长。

在那个穷兵黩武的战乱年代里，他们家可以说是一个安全的港湾，是个温馨的小天地。

婚后生活，朱德十分满意。

他和陈玉珍都很喜欢音乐，闲暇时，陈玉珍弹琴，朱德吹箫或拉胡琴，他们荡漾在音乐的海洋里，非常惬意。

他们喜欢养花，还修整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圃。

为了读书，陈玉珍还特意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他们在那里读书或讨论读过的书籍。

他们阅读孙炳文带来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还读了陈独秀的《吾人之最后觉悟》，李大钊的《政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书。

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把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信息传到了中国，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良知。

朱德的家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除了朱德、陈玉珍外，还有孙炳文、戴与龄等。

他们常在一起，就世界流行的新思潮进行探讨和学习。

孙炳文，四川南溪人，1908年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因著文抨击时政，被学堂开除。

1911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经新任校长严复的力荐，他又重返北京大学学习。

辛亥革命前，他就参加了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因参与刺杀载沣活动，遭袁世凯通缉，被迫返回四川，以教书为生。

后结识了朱德，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受聘于朱德旅部任咨议为其出谋划策。

朱德身边有孙炳文这样一些思想进步的人物，对他不断追求真理，直至走上新的革命道路有着深刻影响。

所以，陈玉珍支持朱德抛弃高官厚禄，去追寻救国的新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时许多亲朋好友并不理解他，总觉得像他这样既有地位又有权势的人，洋房、娇妻、股票、存款，样样都有(解放后，仅昆明市政府代为保管的财产就有：房屋两院23间，房契3张，股票24张，存折7本，息折4本，租约9份)，生活在上等社会里。

怎么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放着舒适富裕的生活不过，却要去找马克思主义，去找共产党，硬往下层社会里钻。

的确，此时朱德是名扬四海的护国名将，已不再是14年前从巴山下走出来的穷苦娃儿。

但朱德没有忘本，没有忘掉自己的阶级，没有忘掉自己的国家。

他不是为个人，是为了中国千千万万的穷人去找出路，才义无反顾。

他下决心戒掉了鸦片烟，抛弃了名利、地位，舍掉了股票、洋房，告别了妻儿老小，踏上新的征途。

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是剧变，是决裂，是真正的革命。

朱德这一次的抉择，对他一生的影响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是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次转折，从此改写了他的一生。

如果要对他的一生作一界定，可以说这是他走向共产主义的起点。

没料想到，几天之后朱德突然接到杨森的电报，约他去重庆叙旧。

他虽猜不透杨森的用心，但考虑再三觉得是非去不可。

一则出川必经重庆，不见杨森，难以通行；再则有请不去，定会惹出什么麻烦来。

他同金汉鼎商量之后，决定立即动身，应邀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