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国民党军两个主力师却抢先一步到达富田。毛泽东立即改变计划，率领主力悄然返回高兴圩，继续待机。

此时，各路国民党军已将红军压缩在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域，形势异常严峻。毛泽东依然以走求主动，以走调战机，指挥红军主力穿越山区，神出鬼没地从两路敌军之间约20公里的空隙跳出包围圈，突然对实力较弱的国民党军第3路进击军发起进攻，歼灭其1个旅又一个多营。随后疾速脱离战场，奔向良村，再歼敌1个师大部。

良村战斗后，红军本想乘胜攻占龙冈，当发现国民党军已经在龙冈凭险固守时，毛泽东再次改变决心，以一部兵力佯攻龙冈，造成假象，自己则率领主力继续东进，在大雨滂沱中突然对黄陂发起了猛烈进攻，再歼敌4 个团。

红军三战三捷，大煞国民党军的威风。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各路部队迅速东进，以密集大包围态势压向红军，并下令“以东固为中心，纵横25里一律平毁，格杀无余”。

红军再次陷入国民党军的包围。毛泽东再次施展了走的战术，以红12军扮主力佯动，将国民党军主力牵向东北方向，红军主力2万余人则秘密向西疾行，又从两支国民党军部队间约10公里的间隙中跳出了合围圈，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

国民党军在红12军后面翻山越岭，整整转了近半个月，方知红军主力在兴国，只好掉头西进。此时红军主力已经休整完毕，已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走了之。国民党军又扑了一个空。油盐告绝，粮食困难，人困马乏，“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国民党军再也无法追击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兵。

毛泽东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他立即要求红军主力展开追歼作战，连打三仗，大量歼灭了敌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三个月过了，蒋介石当然不能自刎首级，但他却气得口吐鲜血，黯然返回了南京。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有人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走出来的。”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毛泽东曾下大功夫研究了走的问题，他归纳出四种情况下不能打必须走：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时；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不好打时；三是遭遇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不好打时；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不好再继续打时。

无须讳言，毛泽东也打过败仗，但他从“不二过”，总是能从败仗中汲取经验。更多的时候则是因势利导，巧妙地将败仗转化为胜势，形成令人惊叹的战争转换。而走，则是完成这种转换的基本方法。长征路上的土城战役就是一例。毛泽东本来打算在土城歼灭川军，打开北渡长江的通道，但激战一天，却未能歼灭川军，红军反而陷入危险境地。

毛泽东果断放弃了北渡长江计划，指挥红军甩开双腿，驰骋于川、滇、黔的高山峻岭之间。毛泽东的走，走出了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毛泽东的走，走出了红军行动的主动权；毛泽东的走，走出了急流险滩，走向了光明的前程！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展开，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丰富发展。在毛泽东的调度指挥下，各大战区指挥员在“走”字上大做文章。

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针对国民党军重兵集结、分进合击的特点，在苏中、苏北、鲁南战场打一仗、歼一部、退一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抓住国民党军部署分散、后方空虚的特点，在陇海铁路南北地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各个歼敌。

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充分利用东北平原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的条件，长途奔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逐步扭转战局，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