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毛泽东，依旧对诗文、史籍有着不泯的情怀，也因此留下了众多别具一格的评点古今人物的文字。诸葛亮被民间神化得满腹锦囊、呼风唤雨，毛泽东却对他的分兵持有异议：“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对集中兵力的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的用兵才能，毛泽东则评价甚高，称：“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毛泽东对集中兵力褒奖有加，甚至把它称作“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毛泽东更是娴熟运用这一古老原则的大师。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方针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兵家之常情也。古今中外，军事家大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在战争中具体贯彻这一原则，则是一件难事。特别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集中兵力更是难上加难。

初涉战事的毛泽东，对集中兵力虽有朦胧的认识，并无深入的领悟。“八七”会议后，在长沙郊区的沈家大屋里，湖南省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起义计划。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长沙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在会上坚持要缩小起义的范围，反对遍地开花，主张集中力量在湘中暴动，他的理由是：“各县暴动，力量分散，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然而，起义的范围虽然缩小，力量却没有集中，分散进攻的起义军最终遭到了失败。

集中兵力的奥秘，直到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才真正掌握。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接踵而来，少则八九个团，多则18个团，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而红4军只有4个团，装备差，真正有战斗力的仅是红28团、红31团。为保证红4军的生存和发展，毛泽东确定“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

依靠集中兵力的战法，毛泽东指挥红军屡战屡胜，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毛泽东得出结论：“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

语言质朴无华，内涵却非常深刻。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毛泽东的战法。1928年8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和红4军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军利用湘赣两省敌军之间的矛盾，采用集中兵力，打敌一路的战法，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但由于湖南省委和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的形势，忽视建立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在战略上分兵冒进，结果不仅丧失了对赣敌实施反攻的战机，反而导致了井冈山根据地大部被敌占领和第29团的失败。这就是史称的“八月失败”。毛泽东感慨地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马上就得输。”

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将集中兵力上升到战略的高度认识，认为这是红军战胜敌人，改变敌我形势，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唯一选择。他说：“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毛泽东把集中兵力的必要性概括得非常透彻：一是集中兵力可一战而胜，改变敌进我退的形势；二是转入反攻，改变攻守形势；三能将战略防御中的弱者地位，改变为战役战斗中的强者地位。

集中兵力成为红军扭转战局、转危为安的法宝。何时集中，如何集中，集中多少，毛泽东胸有成竹，从容调度。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红军面对的是趾高气扬、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王牌第18师。毛泽东集中了红一方面军全部主力共4万人，攻击其9000人。第二次反“围剿”的建宁战斗，红军面对屡遭打击、惊魂未定、战斗力不强的国民党军第56师7000人。毛泽东只以红3军团在红12军主力配合下攻城，以1万多人的相对优势，就取得了战斗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