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为战略相持阶段给出的战略指导方针也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字，就是“熬”，不是被动地熬时间，而是在非固定的作战线上，对敌实行有后方或无后方的运动作战；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发展游击战争；以频繁而持续的作战不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小胜为大胜，熬干敌人的实力，熬出敌强我弱形势的转变，“熬”出最终的战略反攻，夺取战争的胜利。

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熬”，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把最后的胜利完全建立在中国自身抗战的基础之上，而蒋介石的“拖”，则是一种被动的战略，把战略反攻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大国的参战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毛泽东的“熬”字抵得上千篇大论。它指导敌后军民熬过了敌人最疯狂的“扫荡”、“蚕食”，指导中国抗战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熬垮了日本侵略者，熬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战略指导上是个“熬”字，而具体战役战斗上依旧是速决战。毛泽东为中国军队设计了一整套具体的速决战战术，并被八路军、新四军广泛运用于对日作战之中，是平型关等战役取得胜利的基本指导原则，并被证明是战胜优势装备的日本军队的有效战法。可惜，国民党军队依旧恪守西方正规作战的原则，与日军大打会战、决战和阵地战，结果伤亡惨重，却无法扭转战局。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指导方针淋漓尽致地展现到战争舞台上。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战争指导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歼敌计划抓得非常紧，对每个战略区在某个时期应该歼敌多少个旅，都有非常具体的量化指标规定，同时不断通过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预测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和最后胜利的时限。这与抗日战争时期只确定各战略区的部队发展计划和根据地的发展步骤，而从来不确定歼敌指标，形成了鲜明对照。

1946年10月，战争进行了三个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5个旅。毛泽东确定：争取每个月歼敌8个旅，在三个月内再消灭国民党军25个旅，然后再用三个月歼敌25个旅，使双方军力对比产生重大变化。

1947年2月，战争进行了半年多。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59个旅。毛泽东确定，争取在今后数月中，歼灭国民党军40—50个旅，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1947年7月，战争进行了一年，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毛泽东确定，在第二年作战中，应争取歼敌100个正规旅，改变敌我在数量上的优劣形势，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1948年7月，战争进行了两年，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78个半旅。毛泽东确定，在第三年作战中，应歼敌115个旅（师）左右，并举行带有决战性质的大会战，争取在5年时间内，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分派歼敌任务，一次又一次地调快战争进程表，驱动解放战争的车轮向着最后的胜利快速前进。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抗日战争要慢，解放战争要快”。他以只争朝夕的气魄指挥人民解放军向着新中国迈进。

人民解放军各大战略区坚决执行毛泽东确定的战争方略，超额完成毛泽东确定的歼敌任务。1948年8—11月，仅4个月，人民解放军即歼敌83个整师100余万人，使得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

毛泽东欣然修改自己的计划，发出了气势磅礴的预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五年计划，三年完成。毛泽东的科学预言化作了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轰鸣礼炮、璀璨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