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遵义城南重创吴奇伟纵队，吴奇伟带着残兵狂逃几十里，砍断乌江上的浮桥，方才侥幸逃脱。红军再入黔北，5天内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另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部队士气空前高涨。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再次展现了运动作战的特长，飘忽不定，出敌不意，调动和歼灭敌军。这与长征前期作战中步履维艰形成了鲜明对照。红军的胜利，使得遵义会议确立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蒋介石被红军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搞得晕头转向，实在搞不清红军的战略意图。他决定采取堡垒与挤压并举战术，令遵义以南的部队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封锁线，又令遵义以北的部队沿川黔大道加紧进攻，南守北攻，四面防堵，步步推进，首先压迫红军于遵义地区的狭小地域，然后“一鼓荡平”。蒋介石从南昌飞抵重庆，亲自执掌作战指挥权。

蒋介石吸取了以往的教训，特别采取了稳健推进的进攻战略。红军多次寻战，均未达到目的。毛泽东将红军分布在鸭溪地区，告诫上下要以耐心的机动来制造国民党军的错觉，寻找战机。

蒋介石判定红军在黔北地区徘徊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召令各路纵队对红军实施决战。周浑元纵队放胆前进，集结鲁班场，态势突出。毛泽东决定先打周浑元纵队。鲁班场三面环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周浑元3个师龟缩固守，双方形成对峙。

蒋介石大喜过望，认定抓住了红军主力，要求周浑元固守待援，急令各部迅速向鲁班场推进，务必聚歼红军于一役。然而，就在蒋介石各路援军蜂拥而至的时候，毛泽东却突然指挥红军连夜秘密西进，来到了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喝上了纯正甘洌的茅台酒。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一渡赤水，毛泽东“调”国民党军离黔北，入扎西；二渡赤水，毛泽东再“调”国民党军回黔北，蒋介石在“精明”中却总是办着糊涂事。毛泽东以动制静，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与敌周旋，实现了自己的意图，诱使蒋介石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将主力全部调至黔北地区，从而给红军留出了机动作战的充分空间。

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毛泽东用一个团的兵力虚张声势，大造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假象，主力却隐蔽在山沟密林中。蒋介石断定红军入川定要北渡长江，他再次命令川军前堵，中央军后追，又从黔北追到四川古蔺，要在川南构成新的包围圈。

毛泽东又把国民党追兵从黔北“调”到了川南。3月22日红军四渡赤水，重入黔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红军与国民党追军相向而过，向着遵义、仁怀之间地区疾速前进。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三渡赤水是公开的，意在调动国民党军入川南；而四渡赤水则是秘密的，意在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在广阔的空间中寻求机动。毛泽东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活动”。四次渡赤水河，一个“调”字，被毛泽东用神了。

坐镇重庆指挥“追剿”行动的蒋介石苦思冥想，认为再也不能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打圈子了。他再次调集各路部队在黔北地区布下重重防线，要以不变应万变，用铁壁合围对付佯动机动，准备将红军“一网打尽”。他认定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遂带上夫人宋美龄和数名大员由重庆飞抵贵阳设立行营，亲自指挥“最后决战”，并宣称：“共匪已是强弩之末……已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然而，蒋介石还是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转。这次毛泽东放出红9军团伪装主力，在马鬃岭地区大造声势，示形于东北，造红军主力再入川南北渡长江的错觉。红军主力则秘密穿越遵义、仁怀大道，向南疾进，突然渡过乌江，再次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击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