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历史得出如下论断：大国地位是一种最稀有的国际价值，竞争这种地位，其最终结果一般非此即彼，落选者将处于比先前更为被动、更受压制的境地。因此，觉察、判断并且抓住有利于自己成长的国际战略机遇期和战略空间，成为大国复兴的一个关键。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重大的国际战略机遇期。中国在这三次机遇面前的表现是不同的，因而给自己造成的后果也各不相同：第一次是有条件抓住却没有觉察而错过，结果开始了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历史；第二次是强烈意识到了机遇，并进行相当的努力，但终因没有把握关键重点而再次错失，其结果是中国在“千古变局”之下，不但进一步落后于西方，而且还被近邻日本甩到后头；第三次机遇期到来时，中国最初的意识并不清晰，最终可谓把握了一半，仍然没有实现中国复兴的梦想。

中国面临第一次战略机遇期可以追溯到公元15世纪末期，其竞争对手是西欧。世界历史学家普遍将1500年当做分界线，以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为标志，世界从此有了相互联系的历史。

15世纪末期时的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和西欧，差不多处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力作《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在1500年时，欧洲与亚洲相比，并不具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欧洲的相对弱点比它的力量更为明显。当时的欧洲资源不算丰富，人口更无法同印度和中国相比；地缘政治上，欧洲大陆北部和西部被冰山和海水包围，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部构成强大威胁；政治制度上，欧洲支离破碎，自罗马帝国以来一直没有统一的国家，法、英、西班牙等国之间争斗不休；在科学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上，当时的欧洲只能算是亚洲文明的学生。可以说，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都处在相同的水平上。15世纪时的欧洲最多也只能说是像今天一样，是几个最重要的力量中心之一。

转折点发生在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提供了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后，欧洲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的活跃时期，创造了“欧洲奇迹”。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会，在此后的两三百年中，完全改变了人类历史。欧洲第一次领先于东方。

实际上，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表明，中国在明朝时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郑和下西洋是在15世纪初叶，比欧洲大航海更早，航程更远，使用的仪器更先进，出海的船只更大更坚固，使用的人员也更多。可以说，在这次东西方的比赛中，一开始中国具有更好的潜力。

但中国没有能力把这些潜力转化成现实力量。西方的大航海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经济利益的诉求是源源不断、没有尽头的，这种动力推动大航海运动百折不挠地进行着，同时促发了西方为从新大陆掠夺财富而必须进行的技术革新与军事改造。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还能以冷兵器加炮船击败荷兰人的火器，但当西欧人卷土重来时，船坚炮利的情况已非昔比。

而中国的航海，则出于向世界显示中国皇帝的权威和富有，所到之处赐予当地人大量的财物，以换取当地人对中国皇帝的“臣服”。缺乏利益生长的航海，无法触动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统治者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发展中国的绝好时机，因而最后以一道圣旨叫停而告终。在全球历史展开的关键时刻，中国将力量转向内部，把无穷无尽的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者。

历史过去400年，第二次战略机遇出现在19世纪末期。当时除了追赶欧美西方国家的任务之外，中国还添了一个竞争对手——日本。当时的中国和日本都已意识到，东方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必须向西方学习。中日差不多同时开始学习西方，历史向中日两国提供的机遇也相差不多。但在这次机遇面前，日本成为唯一搭上西方工业革命快车的幸运者，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就迅速改变了原来大大落后于中国的状况，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打败了中国，后又击败俄罗斯，成为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也是唯一的非西方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