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过去的历史尚未清算的现在，日本人要对此有所觉悟，并努力对新亚洲有所构想；在道德的纯洁性无法保障的今天，日本人必须对此有所觉悟，并取得加入亚洲未来当中去的资格。”

——大江健三郎

从地图上看，日本身为亚洲国家毋庸置疑。然长期以来，日本在全球特别是亚洲的国际定位却是个难解之题。冷战时期，曾经战败的日本承受了被占领、改革的风雨后，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奇迹般地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然而，特殊的国际环境和过剩的物质利益追求欲望使日本人逃避了对近代侵略战争责任的彻底清算，而秉持务实主义、行“脱亚入美（欧）”路线。在国际关系中，经济上无处不在，政治上奉行微笑、沉默路线。冷战结束后，日本人终于展露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亚洲领导者的雄心，大力推行“正常国家化”战略。然而，对侵略历史道义反省的缺失，使日本的政治崛起之路充满了变数，甚至存在滑向军事大国化的危险性。而日本在“脱亚入美（欧）”的历史道路上又走得太远，重美（欧）轻亚战略积习难改——亚洲邻国恐怕很难看到一个全心全意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日本。然而，当今全球化时代，世界大国往往既放眼世界，又扎根“乡土”。当法德立足欧洲联盟、美国稳居北美自由贸易区极目远眺时，当中国忙于睦邻、安邻、富邻，经营周边时，一向害怕孤立的日本人仍不禁自问：乡关何处？

在20世纪中期之前，日本是一个从未被外国征服且很少在对外战争中遭遇败绩的民族。而在世界大多数民族的观念中，战败和被占领都是难以接受的奇耻大辱，他们往往会与占领者展开残酷、漫长、难挨的抵抗斗争。正是出于这一常识，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曾在冲绳与日军作地狱般格斗的美军，本已做好了为全面占领日本付出10万人牺牲的心理准备。然而，当第一批美国大兵真正作为战胜者小心翼翼踏上日本本土时，几天前还令他们沮丧的“竹枪”已毫无踪影，看到的尽是恭顺和沉默的面孔。在横滨市的大街上甚至出现了这样一幅奇特的风景：在通向占领军总部的道路上，旧日本皇军的士兵荷枪实弹站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身后，把枪口对准日本人，为占领军的进驻担任警戒。

“蓝眼大君”开创新日本

1945年8月15日是近代日本大国征程的断崖——席卷亚洲的“大日本帝国”转瞬间在无条件投降的“玉音广播”声中沦为被占领国。8月30日下午，机首绘有吕宋岛地图和写着“巴丹”字样的C—54大型运输机降落在日本厚木机场的跑道上。当舱门打开、舷梯放下后，身穿开领军便服、戴着墨镜的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出现在机舱门口。他嘴里叼着玉米芯烟斗、左手抄兜，缓步走下舷梯，从容环视着即将由他统治的土地——就在两个星期前，美国总统杜鲁门已任命他为盟军最高司令官，并授予他至高无上的特权。而一个星期后，杜鲁门又在《关于盟军最高司令官权限问题致麦克阿瑟的通知》中强调：“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限，隶属于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贵官”，“贵官的权限是最高的”。

然而，就在半个月前日本军国主义还自认为是世界主宰，日本国民还认为他们的天皇是天下至高无上的。回顾从明治维新到被占领，日本的国运变化可谓其兴也勃、其亡更忽。此间70年，日本以“富国强兵”为国策，利用本国在亚洲率先近代化的优势，不断对邻国发动侵略战争，竟然屡战屡胜。1895年以甲午战争之胜震惊世界，十年后又大败欧洲强国沙俄，跻身世界列强。第一次世界大战趁火打劫，实力进一步膨胀。到华盛顿会议召开时，日本已然是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拥有西太平洋第一大海军。到1942年，日本抛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则囊括了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辽阔地区。但是，近代日本国势的伸张是以践踏近邻为前提的，这意味着日本同时走上了一条与众为敌的战略不归路——被侵略地区的人民和国土在规模上远远超出了日本，他们的普遍觉醒之日也必然是日本的大国梦破碎之时。客观而言，在日本走向大陆扩张之时，其国内也确有一些头脑清醒者。如当大多数日本人为获得日俄战争胜利兴高采烈时，近代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德富芦花就已经看到了个中暗藏的危机，感到了“胜利的悲哀”，预言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日本“破局”的开始。可惜的是，侵略的不断成功淹没了国民中微弱的清醒，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即走向了更加畸形、血腥的军国主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