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时至今日，日本仍然有不少右翼分子视战败和被占领为难以启齿的耻辱，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正是战败为日本重塑国家、转换国策提供了历史契机。近代日本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根本上在于明治维新的进步性，其最终走向军国主义的不归路，也恰在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战后日本各项改革虽是在占领军的威压下实施的，但本质上符合人类发展的历史潮流，弥补了明治维新的缺憾。改革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使处于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威压下的日本国民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并在政治近现代化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民族发展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此番改革的成功，战后日本就很难取得经济大国战略的成功。因此，上述战后改革虽然被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右翼分子视为“屈辱”，污蔑为“战争犯罪洗脑计划”。但是，大部分日本国民却仍以别样的心情看待它。不过，战后改革的体制性成果又是制约日本重新军事大国化，谋求强势国际地位的限制器。当日本在成功实现经济大国化之后，民族主义者对“战后体制”制约性的不满迅速上升，摆脱的欲望越发强烈。一些右翼分子更是把“战后体制”称为“战败体制”，必欲脱之而后快，以便重走明治时期“富国强兵”的老路。

然而，当今日本右翼势力看似汹汹，其实已回天乏力。原因在于，由于战败及战后改革，日本的民族风貌和社会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以1945年8月15日为界，前后两个日本的面貌截然不同。此前的日本贴着“富国强兵”的标签，政治家想的是殖民地、势力范围和战争，商人想的是如何在殖民地抢掠市场，报纸整天鼓吹“皇国兴废在此一战”，普通国民则要送夫送子出征并“祈战死”；任何反战和对天皇不敬的言论都可能被秘密警察侦知，遭到处罚，整个社会笼罩在浓厚的军国氛围下，连牙牙学语的稚子都经常挥舞竹刀做狰狞状。此后的日本则贴着“和平国家”标签，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已成事实，对外战争或战争威胁成为政治禁忌，政治家整天思考如何以利益承诺诱获更多的选票，商人的市场竞争不再伴随着血腥，国民生活在祥和中得到了战前难以想象的满足。自战败至今，日本以和平手段得到了远远比近代用枪炮掠夺多得多的市场和资源，日本国民在和平的社会氛围中得到的物质享受也较军国主义时代多得多。虽然，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奠定，在国内右翼保守势力的推动下，日本社会政治的确出现了某种回归明治时代的倾向。但是，战后改革至今，“第二次开国”已使日本走上了一条同战前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成功，并彻底融入了以市场竞争为基调的全球经济体系——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已丧失了基本的社会和时代条件。

自1945年至今，日本已经历了两三代人。但战败在日本民族心灵上留下的烙印仍然非常清晰。尽管日本对近代侵略的反省，尤其是道义层面的反省仍不够充分、深刻，但多数国民对近代侵略扩张的最终结果还是记得的。战败意味着近代以侵略为导向的“富国强兵”国策走到了尽头。而日本人文学者川胜平太则进一步指出：“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创建了近代国家体系，以富国强兵为国是，在明治到昭和前期国力集中于军事……经历战败之后，军事立国已不符合时代潮流，经济立国也未必能获得精神的富足。很明显，军事大国化、经济大国化都不能提高国家‘品位’，不能成为国家的未来目标”；“今天，（近代）富国强兵的功罪已然明了，日本进入了（取代富国强兵战略）国家重构的战略过渡期。我们应该重新把‘和（精神）’作为国是之根本。21世纪国际社会的课题之一是规避‘文明冲突’，谋求‘文明对话’和‘多文明共存’。”① 从这个意义上讲，战败和被占领为日本人民再次改革、选择新的发展道路、转换国际角色提供了契机，为日本避免重犯类似错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有趣的是，半个多世纪后曾经成功改造日本的美国人，当把“蓝眼大君”麦克阿瑟的经验搬到伊拉克时却吃了瘪子；甚至有过被占领切身体验的日本人出兵到伊拉克“帮助建设”也难得领情，以至于自卫队派遣部队归国前不顾体面、主动要求人家表示“感谢”。伊拉克战争以来，本期望作为解放者受到被占领者欢迎的美国大兵，每天却不得不仔细检查自己的防弹背心。即使那些一度希望被占领的伊拉克人如今看到祖国处处血肉横飞的烂摊子，恐怕也悔不当初。看来，当年日本从战败、被占领到重新崛起的经验，其他民族是很难学得的。因为大和民族这样的性格和历史，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