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宣言以回顾肯定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为起点，宣称：“朕欲重新逐条盟誓，打开国运。应一切按照誓文的宗旨去除陋习，畅通民意，官民并举彻底行和平主义，丰富教育文化，改善民生，建设新日本”；“漫长的战争以失败告终，我国国民存在流于焦躁、沉湎于失意的倾向。诡激之风见长，道义之念衰落，国家思想混乱令人担忧”；“然而，朕欲与国民的纽带，始终本于相互的信赖和敬爱，并非单纯源于神话传说，也不是基于天皇是现人神，日本国民比其他民族优越，甚至负有支配世界的使命等架空理念”；“我国国民应团结起来，形成互助、宽容之风气，发挥至高无上的国家传统的真正价值。如此，我国民一定能为提高人类福祉，做出极大贡献”；“一年之际在岁初。朕希望民众同朕信赖如一，自誓自励，成就大业”①。

《人间宣言》的发表对于战后日本民族精神的重构有重大影响。它首先意味着大和民族在经历战败顿挫后，被迫接受现实、适应现实，从明治近代化的原点重新出发，自我遏制尚武之气，谋求国家的和平复兴。在战败投降、军国主义伦理秩序崩溃的情况下，《人间宣言》力图在天皇与国民之间构建新的契约和精神秩序架构。尤其是裕仁自己站出来否定天皇的“现人神”地位，这为日本摆脱神权统治，建立现代政治提供了前提，也限制了后来军国主义残余利用天皇权威、恢复极端国家主义的路径。当然，天皇发表《人间宣言》脱去神权光环，也符合世界范围内国家从神权政治走向政教分离的基本趋势，非但未削弱其在日本国民中的精神地位，反而找到了新的存在价值。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川岛高峰认为：“在战前日本国家秩序理念中，天皇同时具有神性和父性。神性通过天皇的《人间宣言》被否定，这是几乎所有国民都欢迎的。天皇制从君臣之分向亲近民众的大众化转变，其中包含着国民把天皇视为民族家长、追求其父性的民族感情。”② 这说明，日本民族的金字塔式精神结构并未因《人间宣言》的发表而改变，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昭和天皇虽然走下了神坛，却仍在日本国民中有很强的精神号召力。

《人间宣言》的发表使日本成功渡过了战败导致的民族精神危机，其基本精神在随后颁布的《日本国宪法》中被体制化。日本政治在经历了近代天皇独揽精神物质的一元政治之后，似乎又恢复了拥有悠久历史的二元本相——天皇统帅精神，将军（内阁总理大臣）统治民众。战后日本政治也因此恢复了类似幕府时期的微妙平衡，保持了基本稳定，从而为经济复兴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人间宣言》也存在很大缺陷，就是天皇自始至终没有对近代侵略国策表露反省之意，反而暗含肯定明治国策之心。1978年8月23日，昭和天皇在会见记者时曾谈及当初发表《人间宣言》的初衷，表示：“加入那个（五条誓文），实际上是诏书的首要目的……实施民主主义乃明治天皇所想，且盟誓于神。明治宪法发端于‘五条誓文’，宣示民主主义绝非外部输入之物非常重要。 ”①

《人间宣言》这种对近代日本政治道义评判的暧昧和国策原点的肯定，为战后日本右翼继续坚持近代合理主义提供了可能性。而战后对日本战犯追究的不彻底性更加剧了日本在战争反省问题上的摇摆。至今，日本右翼势力仍然企图利用天皇的精神权威干预现实政治，为近代侵略历史翻案、重新推行强势国策服务。回顾近代，日本侵略国策的有力鼓吹者福泽谕吉声称：“吾衷心希望大元帅陛下亲自主持祭典、招待全国的阵亡者遗族，赐以亲临现场的殊荣……”“给战死者及其遗族以无限荣光，必须使其深感死于战场幸福。 ”②一个多世纪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又主张天皇应该参拜靖国神社，声称从战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当时高呼的是“天皇万岁”，没有一个人呼喊“首相万岁”；因此，天皇参拜靖国神社会是最好不过的。

上述情况表明，在战后日本民族理念、精神结构的现代化方面，昭和天皇的《人间宣言》只是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此后，在保守势力的掌控下，日本民族文化向和平主义的进化历程不断受到牵制。在21世纪的今天，当日本加速走向政治大国时，民族精神结构的不协调再度凸显出来，甚至呈现出某种复古、反动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国际政治中迅速崛起的日本是否真的会成为安倍晋三首相所宣称的“美丽国家”，而不是类似近代的军事大国，仍然是一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