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宪法》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日本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建立了和战前军国主义制度完全不同的新的宪政体制。这个宪政体制革除了战前国家制度中的封建主义弊端，规定了日本政治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个宪政体制全面确立了资本主义分权制衡原则，使日本采取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议会内阁制。这个宪政体制虽然保留了天皇制度，但天皇只被作为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受到极大削弱，其作用仅限于完成国家政治运作中某些程序。此后，新的宪政体制成为战后日本各党派斗争共同遵守的政治规则，为战后日本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保证。然而，宪法放弃战争和军备的规定虽然得到广大和平民众和进步力量的拥护，却遭到一些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反对。在日本围绕宪法草案与占领军总部沟通时，吉田茂等保守势力关注的焦点只是维护天皇制，并不在日本的民主化。他们对占领当局推行的政治改革有很多不满，希望一俟占领结束就修改和平宪法。

战后以来，日本民族主义者及保守势力一直在酝酿修宪。他们认为这部宪法是外部强加的，有损日本的独立和尊严，声称“为了恢复民族自信和独立气概，我们必须拥有自己制定的宪法”。他们对宪法第九条耿耿于怀，声称过于理想化，超越国际现实，把一亿人变成了“和平傻瓜”。而历史事实是，它的制定虽然存在外部强制因素，但基本反映了日本国民渴求民主自由的愿望，而且在当时日本执政的保守阵营中也不乏和平宪法的支持者。如宪法放弃战争条款的产生就来自当时内阁大臣币原喜重郎的创意。

关于“第九条”的产生，麦克阿瑟回忆录有如此记述：“1947年1月24日中午，已转任吉田茂内阁国务大臣的币原喜重郎因事来到我的办公室。在谈话中，我发现男爵（币原）不知为什么有些为难的样子，好像要说什么又不便说出来。我问男爵有什么心事，并说不管有什么要求和什么提议，可以毫不客气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于是，他提议说，他想在草拟新宪法时加进‘放弃战争’的条款，同时在这一条款规定日本不能设有任何军事机构。接着，币原解释说，如果有这一条款，就可以达到双重目的：事先取消旧军部想要有朝一日再掌握权力的手段；叫全世界相信日本绝对没有再挑起战争的意向。他又附带说，日本是一个穷国，本来就没有余力把钱用于军备，所以日本战后剩下来的任何资源首先要用于经济复兴。(我谈出赞同的想法后)这次是币原吃惊了……以致在走出我的办公室时表情极为激动，脸上滴着泪花回头对我说：‘世界也许嘲笑我们是非现实的梦想家，但一百年后会称我们为预言家！’”①这表明，“和平宪法”并不全然是外部强加给日本的产物，至少也反映了当时部分执政者的想法。而且“盟总”之所以敢向日本政府表明，如果拒绝该宪法草案，就直接诉诸日本国民，恰恰反映出草案的核心内容甚得日本国民的拥护。正如一些日本人所认为的，“所谓和平宪法是强加的，是相对于日本当时的权力阶层而言，而不是相对于日本国民而言”②。

虽然日本保守势力和右翼势力指责“和平宪法”“过于理想主义”，但这样一部“过于理想主义”的宪法却保障了日本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繁荣，并成为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彰显和平国家形象的醒目标签。近代日本，由于天皇拥有对军队的统帅大权，结果皇权和军权的结合使得日本在天皇权威下大肆制定推行各种侵略政策。而《日本国宪法》保留了天皇制却祛除了日本作为国家发动对外战争的权力，可以有效防止类似情况出现——“放弃战争和不保持战力”是“阻止日本军国主义依托天皇制复活的安全装置”③。因此，和平宪法对于防止日本重演近代“富国强兵”战略，致力于以和平手段实现国家的崛起和复兴具有重要作用。可以假设，如果没有和平宪法的限制，执政的日本保守势力恐怕很难抵制国际权势的诱惑，也可能早在越南战争中就追随美国再试身手，让日本国民再度付出生命代价。所以说，对于那些念念不忘近代列强地位的日本人来说，“和平宪法”的确是过于“理想主义”；而对广大国民来说，宪法的存在遏制了当权者的尚武冲动，从中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和平。近年来，日本和平民众普遍喊出了“和平宪法”是“日本之宝、亚洲之宝、世界之宝”的口号，并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等知识界精英的倡导下，建立了影响广大的“九条会”，专以维护宪法“第九条”为己任。这说明，该宪法所宣示的和平主义理念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