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冷战时期的国际形势看，两极格局的制约也使得日本难以摆脱轻军备路线。在日本经济快速崛起之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已在冷战中造出了能把对手灭掉几十次的原子弹、氢弹，还经常挥舞这些要命的玩意儿冲对方阵营龇牙咧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虽以盟国身份明确站在美国一边，但面对拥有庞大核武库的苏联，如果放手发展军备很容易被对方视为重大威胁而做出战略反应——其结果反更不利于日本的安全。而到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也开始对日本的战略走向心怀不安。根据美国国立公文馆2003年公开的秘密文件表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曾经对中国总理周恩来明确说道：“为了太平洋的和平，相信压制日本对美国有利。”当时在场的总统助理基辛格提议排斥日本，主张“美中应该直接对话，不再间接通过日本”。这说明，对于经济持续急剧增长的日本，不仅中国担忧其成为军事大国，同盟国美国的高层也明确表示了警惕。尽管在冷战时期，日本是否知道美国存在上述认识仍不得而知，但其至少不会忘记近代英日同盟解体的教训。因此，冷战时期，日本在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后，仍然坚持吉田路线，恐怕也存在对日美同盟关系的深层顾忌。

由此可见，吉田的轻军备重经济战略的产生和延续是日本内外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其最初的制定和坚持虽折射出吉田茂的战略睿智，但后任的一以贯之却是诸多客观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但是，这种战略的实施结果却是简单明了的，从1955年到1978年日本军费开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基本呈下降态势，平均在1%以下；占财政开支的比重也持续呈下降态势，平均在7%左右①。日本经济得以轻装前进，迅速飞跃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书中自有黄金屋

世界各国的历史反复证明，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在于物质资源，而蕴含于民智。近代以来日本的发展虽历经曲折甚至有过倒退、反动，但日本教育及民智的积累却保持了很强的连续性，从未因内政外交剧变出现中断、重挫。而正是这种长期连续积累所得的精神财富，使日本人能够从战败废墟中，创造出世界罕见的经济发展成就。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总结日本明治维新后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时说：“教育在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大概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大特点。”

日本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到江户幕府后期，不仅各藩普遍设立了公办教育机构“藩校”，而且民间提供小学教育的“寺子屋”遍布列岛。1900年日本就开始实施４年免费义务教育，小学儿童入学率从1899年的74％上升到1900年的81％① 。这一时期，日本的读、写普及率已超过处于同等经济发展阶段的许多西欧国家。义务教育打下的普遍性基础为日本科技发展提供了巨大后劲，在进入20世纪后，日本科技水平迅速提升。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日本在明治6年（1873年）就实行“全民皆兵制”，并不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但却长期坚持对大学生、教员和学者免征或缓征兵役。即使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全面陷入困境的1943年，也仅征召文科大学生，而始终把理工医科学生和在校教员、学者排除在战场之外② 。因此，在战败时，日本虽然丧失了1/4的物质财富，智力财富却基本保持完好——能迅速实现经济复兴和腾飞，“其原因正是战前数十年积累的知识、技能等人力要素和教育成果”。

在日本战败投降后，以美国主导的占领当局把教育改革作为改造日本的主要内容之一。该改革以祛除战前军国主义教育体制、内容为起点，以推进欧美自由主义教育为方向。占领军总部还专门邀请美国教育使节团，于1946年3月赴日调研并提出改革方针。在美国专家的监督指导下，日本教育体系遵循《日本国宪法》所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中小学的修身、军事教育科目被废止，教育敕语从教育体系中被排除。由于改革措施如暴雨雷霆，新的教材来不及编写，只好使用“涂墨本”——把原有课本中军国、军事色彩浓的部分用墨涂掉后，供学生应急使用。1947年，在得到占领军总部认可后，日本《教育基本法》颁布。该法规定，日本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国民健全的人格，使之成为和平国家和社会的建设者，培养热爱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价值，充满自主精神的健康国民”；在教育方针上，“尊重学术自由、贴近生活、培养主动精神，通过相互尊重与合作，为文化发展和创造做贡献”。另外，该法还强调了教育机会均等，鼓励民间教育，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