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的太平洋两岸平衡色彩虽然浓了些，但仍未脱离美国亚洲视野的延长线。尤其是小泉执政五年间，日本不仅以参拜靖国神社损害同亚洲邻国的关系，而且把强化日美同盟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在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与东盟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方面，日本政府因顾忌对美关系和自身利益，一度态度消极，后来只是出于对华竞争心态，才行动起来。近年来，日本国内虽然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者越来越多，但政府一直看美国的脸色，言行谨慎，当后来顶不住内外压力表示同意时，又提出所谓“开放性”的条件，把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拉进来 。③如果说冷战时期的日本是脚在亚洲、身在西方、头在美国的话，那么冷战后的日本虽然大半个身子已经在亚洲了，脑袋却依旧在美国。

作为一种高级政治思维，任何国家的战略都有其历史和现实的逻辑性。日本的“脱亚入美”固然受到本国部分民众和亚洲国家的非议，但也存在深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从历史角度看，“脱亚入美”可以说是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战略文化的“隔代遗传”。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日本对外战略走过了一条“脱亚入欧”、“鬼畜英美”再到“脱亚入美”的U字形路线。近代的“脱亚入欧”曾经有力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并与英国结盟成就了世界列强地位，但此后却在太平洋与英美的较量中惨败。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使很多日本人看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力量，为战后选择“脱亚入美”打下了心理基础。2002年5月9日，日本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所长寺岛实郎在众议院作证时指出：“20世纪日本外交的关键词可以说是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结盟……其中的75年，日本人同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结成了同盟。在20世纪前20年，日本通过缔结英日同盟，曾获得欧亚大陆外交的成功，从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屡战屡胜，像新星升起一样，从远东小国成为世界大国。……而此后25年则是伴随着战争的不幸时期。然后，众所周知，日本又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新手美国结成了同盟。而且，在日美同盟下，日本又获得了经济复兴与增长的成功体验。因此，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心里深处有一个共同认识，即与盎格鲁—撒克逊结盟的时代就是成功的时代。尤其是在20世纪中间夹杂的25年的不幸战争，更使得把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结盟视为稳定轴，成为国民的基本思考。我认为这是亚洲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我国20世纪外交的特色。”

寺岛实郎之说反映了日本人从近代“脱亚入欧”到当代“脱亚入美”的战略心路。如果仅仅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对于仅拥有中等国家资质的日本来说，如果能以世界第一大权贵为依托，在国际关系中得到单靠自身实力难以获得的发展利益和安全资源、难以企及的大国地位，无疑是极大的诱惑，而其居然得到了，又无疑是巨大的成功。反之可以假设，如果战后没有美国的支持，日本恐怕很难得到国家重建、发展所需的大规模援助、资金和技术，作为战败国顺利重返国际社会的历程恐怕也不会那样一帆风顺。因此，在很多日本人心里，“脱亚入美”的确获益匪浅。吉田茂也不止一次地讲过：“日本的立国基调，应该置于与自由各国特别是与美国亲善协调上”，“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不光是历史的必然，从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性格上，其意义是可以理解的”。他还说过“美国、英国等自由各国才是日本最尊敬的伙伴。如果考虑到日本今后推进国内建设所需要的外国资本，在他们当中特别是与美国的亲善关系对我国来说比什么都重要。”①然而，世上难有免费的面包，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讲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国家利益原本就具有多重性，往往有所得必有所失。日本在通过“脱亚入美”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无形中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战后美国的对日政策虽给日本以巨大利益，但出发点却是收服日本、改造日本，使日本成为其追逐霸权的工具。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进行了精心的战略设计。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尽管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中、美、苏等盟国都付出了沉重代价、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作为太平洋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却刻意使日本人产生一种“是被美国打败”的印象。为此，他特意从本国要来100多年前柏利准将以“黑船”叩开日本国门时使用的舰旗，悬挂于“密苏里”号上；还专门邀请日军当年攻陷新加坡时举旗投降的英军将领帕西瓦尔，到场见证签字仪式。尤其是在事后发表的新闻中，美国刻意选择了一张日方外交代表重光葵和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在美军官兵重围下签字的照片，使日本国民留下了“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强烈印象”。而美国在冷战拉开帷幕后，一改经济上严厉制裁日本的初衷，强要当年的受害国放弃对日赔偿要求。借口虽然动听，却是慷他人之慨，根本意图在于保存日本实力，为其推行冷战所用——美国的战后对日政策如精明而富有远见的商人，虽出于私心，也往往巧妙包装以道义和恩义，在收买日本民心、控制日本等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