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毛泽东认定，苏联有反对派和怀疑派，所以要“向全世界作战”

只搞了半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就暴露出来了。不仅美国人批评，苏联人的指责就更多。赫鲁晓夫认定，“大跃进”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他想表明可以用中国的特殊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他想使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世界——对他的天才和领导水平留有印象。”他建议人们读一读他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所作的报告。“那个文件相当中肯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①

赫鲁晓夫说，中国人善于发明吸引人的话语。他们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作为“大跃进”这个口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是另一个口号，即“五年内赶上英国，再稍许长一点的时间内赶上美国！”结果，苏联人读到这个口号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然，“领导人激励自己的人民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取得进步，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想法却是荒谬可笑的。”苏联也想赶上美国，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订出一个确切期限的阶段——虽然我们有时候也有点跃跃欲试。”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如果他能够在5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并且开始赶上美国，那他就能够把列宁的党远远抛在后面并且超过苏联人民自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全部进展。”结果如何呢？就在发动“大跃进”的同时，“中国深深地入了困境”，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在许多不同的方面立刻倒退了”。

据赫鲁晓夫本人说，中国的“大跃进”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使赫鲁晓夫感到十分担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扬，说每个国家都应该以中国为榜样，组织公社，照搬‘大跃进’。这种宣传在中国的报刊上比比皆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居住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我们自己的人所出版的报纸上也出现了。说实在的，我必须承认，我们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这套做法，他们企图让我们采纳他们的口号和政策。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不是反对中国和‘大跃进’本身（这是他们自己内部问题，和我们无关），而是反对把他们的座右铭照搬到我们苏联自己的条件中来”。赫鲁晓夫还说，他所采取的行动主要有：一是将受到中国影响的保加利亚领导人召到莫斯科谈话，提醒他们：“假如你们坚持要模仿中国的‘大跃进’，其结果有可能弄得一团糟。”二是在苏共党内解释中国的问题，指出“大跃进”的“危险性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当西伯利亚有些地区党委也接受了中国人这些口号的时候，我们更感到这么做的必要。我们决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稳定我们七年计划的基础。在向大会作的主要报告中，我努力想加强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们受到盲目模仿中国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诱惑。”①

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尤金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消息传来，毛泽东极为不满。

也就在这时，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批评意见。结果，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一次公开讲话给彭德怀造成了麻烦。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波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对公社提出了批评。他说：“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现在，“我们已经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的亲切的家。”②赫鲁晓夫所讲的只是苏联的公社，也没有指名批评中国。但是，美国人直截了当地说，赫鲁晓夫的讲话是针对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