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莫斯科接受也好，不能接受也好，苏联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个特权阶层。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内的特权现象。她说，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从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对领导干部实行高薪制。1934年，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比为3∶1；到了1953年，一名部长的月工资为5000—6000卢布，而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250卢布。当时，苏共党内还实行兼职取酬制度，一个人可以身兼数职并领取该职务的全部报酬。党委部门的领导干部同时也在政府部门任职，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同时也在党委系统任职。这样以来，干部的全部工作报酬与普通工人的工资相比，差别就更大了，为40∶1，甚至达到50∶1。斯大林本人就兼了几个职务，他拿了几份工资，这些工资都原封不动地装满了几大抽屉。不仅如此，在斯大林时期，苏联还向领导干部秘密发放工资附加款，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大信封”制度。领导干部每月都能拿到这样一个装着钞票的信封，钱的数额从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不等。这些工资附加款，都是通过秘密渠道发放的，不纳税，也不纳入党费计算的基数。除现金收入方面的特权外，还有非现金方面的各种补助和种种特权，包括配给制、免费医疗、特殊食堂等。此外，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或者政府的高级官员还有四套住宅：莫斯科一套公寓、国家提供各种服务的市内豪华住宅、市郊一栋别墅、黑海一栋夏季别墅。如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这些领袖人物，仅维持他们的办事机构和警卫人员，每年的开支就达几百万卢布，维持斯大林生活的费用每年达到几千万卢布。

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到莫斯科访问时惊讶地发现，连高尔基这样的人物都“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般的生活”。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人多达四五十个。罗曼·罗兰感慨地说：“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而进行艰苦的斗争。”难怪罗曼·罗兰惊呼，在联共(布)与人民群众之间出现了“危险的紧张的关系”，出现了一个由“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①

于是，《人民日报》发表的“九评”文章揭露了苏共党内特权阶层的贪污腐败现象，并且列举了以下例子：乌兹别克斯坦一个丝织厂厂长，伙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采取“生产不入账”的办法中饱私囊。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像这样的例子，文中列举了很多。因此，文章认为，“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文章由此指出：“赫鲁晓夫取消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在苏联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情况”。鉴于这些事实，文章确信，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而且，苏联集体农庄领导人将他们把持的农庄也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